某堂課要我們朗讀英文故事,同學選了一篇The Little Peach Who Spoke Italian,繪本描述小男孩Tiberius Copernicus很喜歡植物,在一次去義大利的旅程中吃掉了一顆桃子,手心留下它的籽。不顧父母反對,男孩決意留下果核,路途上緊抱著種下桃子的盆栽繼續旅行。他和桃子說話,也為了避免回家之後桃子沒有共通語言的朋友而感到孤單,男孩於是開始學習義大利語,水是acqua,太陽是il sole。在一天的結束,他告訴桃子:“Te amo, little peach stone.”直到一次他把桃子忘在湖邊,無能調頭尋找,他嚎啕,只能想像也許會有另一個義大利男孩找到自己的桃子,把它種下,直到自己有天回到義大利。回到義大利見它,看它枝葉顫動,在他的手心落下另一顆粉嫩的小桃子。 繪本好療癒。
‘I’ve heard about that,’ I said, ‘Wind Tubine Syndrome. People think the noise and shadow-flicker keep them up at night, make them sick. But they’re only suffering from it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y are.’ Sara Baume, A Line Made by Walking
先速記一下剛聽完演講後覺得可以再想想的問題,等等可能順便分享一些八婆作家Mary Elizabeth Chen(我真的是粉啦好好笑)講的好聽小故事。 講座提到外譯時版代或經理人都會借助西方文化與語境下的經典作品(譬如大衛林區、馬奎斯、乃至更通俗的傑森包恩)作為推薦當地出版社重要的譬喻策略,譬如演講中有趣的是在西方人眼中,金庸武俠某種程度上和托爾金是接近、可比擬的。那我好奇的是在這樣倚賴西方親近的文化關鍵字、方便出版社想像待譯的作品之餘,來自台灣的作品(也不需要限縮於狹義的臺灣文學)在這樣的交涉中是否有可能浮現出自己主體形象的可能?目前在外國出版業界又或當地讀者眼中,他們對這批翻譯文學的印象是什麼?雖說外譯仍受自由市場的銷售機制主宰,但其中是不是仍有對於東方的凝視與幻想被介入,翻譯作為再現鑲嵌著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