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哲學路徑在新康德主義過後受到W. Wundt的心理學作為一切科學的奠基性學問的心理主義的抨擊後，古典分析哲學跟現象學運動的興起讓主體哲學路線成為現今台灣學界哲學史教綱的主流，而新馬克斯主義跟新自由者主義也是順著這條路興起的社會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史綱。
到目前為止是由誤讀大師Habermas有限度地將這三條哲學路徑整合為一種有著康德式實用主義形上學色彩的普遍語用學。

而其中最被忽視的第三條哲學史路徑所強調的作為溝通共同體的語言哲學路徑則完全被古典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取代；作者林/遠/澤認為所謂的哲學語言學轉向其實完全是在接受了亞里斯多德和新康德主義的語言哲學觀的主體哲學路徑下成立(也就是說不是一個徹底的轉向) ，雖然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論跟邏輯經驗論極力反對超驗形上學，但他們依然在某種限度內接受了先驗形上學的知識論預設，而讓能支持間接實在論的意識哲學與科學哲學乃至於科學主義成為其日後的研究課題。

噗首所提及的作為一種自然語言處理方法的詞向量分析跟自Leibniz-Frege路線開始的形式語言學有著同質性，即注重語言的形式、而非作為語言質料的語義，所以這種對自然語言進行抽象化處理的後設語言(包括了程式語言跟邏輯斯蒂───logistic───語言)讓一種普遍語法成為可能，這也促使了繼承了心理語言學的Chomsky之生成語法學，即語言作為一種人類普遍的器質能力的觀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這也是伊藤計畫在《虐殺器官》所持的觀點，即一種語言器官論的觀點)
當然混合語跟皮欽語的出現也間接印證了生成語法學的可信度；然而這些帶有結構語言學色彩，以符號的能指、所指之任意性與共享語法潛能的觀點卻在現象學的獨我論困境面前完全說不通。

主體哲學在現象學的發展乃是以Husserl的《笛卡兒式的沉思》為代表，它的先驗主體我承認他者的方式乃是立基於一種笛卡兒式的現象學還原，差別僅在，笛卡兒本人走的還原路線是語言神造說的形上學立場所形塑出的邏各斯/理性/道(logos)主體，而Husserl的現象學還原則通過鏡像映射的他我(alterego)理論把能動物設想為主體，但這依然沒有擺脫獨我論的風險，從而私有語言論跟語言約定俗成論便成為這種現象學還原的衍生物；但他卻無法回答在語言出現之前，人們如何形塑私有語言(參照Kripke)？以及如何在沒有語言的前提下「溝通」出約定俗成？

所以《從赫德到米德》所採取的第三條哲學史立場即是注重了語言的多模態性和Aristotle在《詩學》還有《修辭學》的摹仿論(而非《分析篇》、《範疇篇》、《詮釋篇》跟《形上學篇》)主張一種前語言的溝通共同體的社會心理學與社會語言學來說明為何語言先於自我而產生，這也是後來Sartre和Merleau-Ponty在面對獨我論問題跟語言起源問題時所採取的立場。
這樣的研究部分建基在Boas的音位、音素在民族中的有限論立場，從而也接受弱義的語言相對論和語言世界圖像理論。這樣的學說立場也注定在政治哲學和國際關係學上接受民族國家跟後民族格局的邦聯政體以及使之可能的互為主體性理論；在這點上跟摒棄了主體的海德格之共在（Mitdasein）有些不同，但不遠矣，畢竟海德格很大程度接受了赫德跟Rickert的影響(Sapir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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