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呀 我也這麼覺得

讀《叫魂》本身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不過對政治系、社會系的朋友來說，分析性的論述很精采卻集中在少少兩三章而已。政治系、社會系的朋友最有興趣的應該是皇權與官僚的平衡與拮抗，這方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第九章　政治罪與官僚君主制〉，因此若要快速了解，可以只看第一章、第九章以及綜合結論的第十章。作者孔復禮（Philip Kuhn）針對上述議題的主要疑問是：現代發展出來的理性官僚，本身是以「常規化」傾向為特色，一切都制度化，按部就班，講白的就是「事事遵照SOP」；但皇權在西方思想的脈絡本身就是獨斷、任意的政治行為者，而西方王權在現代官僚出現後，常常陷入王權與官僚之間的拉扯與抗衡：國王不想要放棄任意性的權力，官僚不想讓國王任意妄為，但韋伯認為理性化的最終結果會由官僚掌握政治領域。

這套西方發展出來的理論，放在中國就很尷尬：中國早在西方現代化之前就出現科舉制度以及隨科舉制度出現的官僚體制，而皇權卻也在宋代之後變得更加專制、絕對，這兩者同時並存且加強，難道不會出問題嗎？難道不會爆發嚴重的衝突嗎？

作者孔復禮利用「叫魂」這個社會事件，重新爬梳兩者之間的關係。他發現皇權與官僚當然有潛在的矛盾與張力，尤其是「資訊」這件事，皇權都嚴重懷疑基層或地方官僚並沒有如實上報，才會導致皇帝無法及時處理相關案件，最後導致「叫魂」造成的恐慌越演越烈。當然，官僚的問題不只隱藏資訊，還包含：推諉卸責、敷衍了事、亂用刑罰等等。但同時，皇帝要治理偌大疆域，又不得不倚賴官僚，因此皇帝就必須倚靠考核制度去篩選、督促官員，但當時得考核制度也被吸收進常態得官僚運作中，因此皇帝只剩下利用緊急事件，加以整頓官僚。

而「叫魂」因為過程涉及「剪辮」、「剪髮」與社會治安得因素，導致這件事造成的社會恐慌會一下子被提到「政治罪」的程度；這種政治敏感的事件官僚完全沒有能力也沒有政治能量處理，因此皇帝便可以介入，伸張皇權，也藉機整頓官僚。並不是說，皇帝一定是有一大加利用「叫魂事件」，而是各種環境與文化讓他意識到必須介入，也順勢對付皇帝早已看不慣的官僚。

孔復禮便利用上述的歷史事件，窺探中國皇權與官僚是如何共存的。但孔復禮或許沒有意識到，西方政治制度也不是全然理性化、官僚化，總是在政治制度與日常政治運作中，蘊含任意性的權力，比如說：軍事與外交基本上雖然也有官僚，但他們運作時，任意權力可以運作的空間相對較大，更不用說緊急狀態所創造的「例外狀態」，更是賦予統治者極大的任意、獨斷權力，這幾年防疫的各種任意措施便是其中一例。所以，中國的案例，或許沒有孔復理想的如此特殊。

這就像是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中樞、帝王與領袖魅力：對於權力象徵的反思〉（Centers, Kings, and Charisma: Reflections on the Symbolics of Power）（收於《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提到的，帝王所展演的領袖魅力（charisma），並非隨著現代化與民主化而消失，反而換了形式存在於現代政治運作中。

不過，上文提到「各種環境與文化讓他（皇帝）意識到必須介入」，這些環境、條件、文化極度瑣碎，甚至部分條件只能用間接史料然後「猜」起來；因此這部分就不是要求嚴謹社會科學的政治系與社會系朋友會有興趣的部分，但這卻是歷史系會驚訝、羨豔的「歷史炫技」。比如說，和尚與乞丐是如何在「盛世」底下產生，一般群眾又是如何不信任這種社會流動人口，滿族對漢文化重鎮江南的敵意，皇帝警惕滿族文化流失問題等等，細瑣的、旁支的、無關緊要的歷史細節在孔復禮的安排下，非常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歷史學者的功夫，但也是社會學者、政治學者不耐煩之處。

所以，社會學者例如周雪光對《叫魂》有興趣，卻僅止於皇帝動員官僚的「運動型治理」。但問題也在這邊：社會科學的學者很容易忽略歷史細節，比如說他把乾隆皇帝官僚定義為「魅力型權威」就讓很多人詫異不已，更不用說乾隆動員官僚的方式除了靠其威信以外，更重要的是「叫魂事件」涉及政治敏感，因此乾隆才有機會動員官僚。但歷史學者的局限也很明顯，對理論不夠透徹的理解，會造成理論、分析討論的很鬆散，甚至有許多漏洞。當然，孔復禮其實也下苦功比較中西對於妖術的定義，但分析上還是稍嫌無力。

或許這些問題也不成問題，只是觀點差異而已，因此我才說：《叫魂》可以有兩種讀法。

拉線

周雪光的書是這本：
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