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ㄝ阿捏!?

講題：創傷、記憶與認同：1950年代的台灣

主講人：楊孟軒（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時間：2022 年 3 月 3 日（四）14:20-17:20

地點：進修推廣學院 1 樓演講堂

【110-2 研究生講座】2022.3.3 楊孟軒教授：創傷、記憶與認同：1950年代的台灣

楊孟軒利用記憶、創傷兩個概念，企圖去重新檢視1950-1960年代外省人的記憶與歷史。

他要反駁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民主化後由龍應台代表的「大江大海」的記憶與論述；另一個是美國學界在討論少數族群創傷的概念diaspora。

他並不是要認為大江大海的記憶全數錯誤，只是要用歷史爬梳的方式告訴大家，大江大海所聚焦的1949年顛沛流離故事，是在民主化後由外省第二代重新爬梳、繼承父母生命史的結果。他說，1950年代初期，初到臺灣的外省人根本不是以1949年顛沛流離的經歷為重點，而是1929年以來長期經歷戰亂所導致的流離經驗；尤其以八年抗戰才是1950年代外省人的主要記憶點，因此很多反共文學的重點也是在此。

1960年代開始轉變，因為當時反攻大陸已沒有希望，許多外省人已經認清回鄉之路遙遙無期，形成無法抹滅的創傷。因此他們開始重塑自己的記憶，也就是家鄉的記憶，並以各省同鄉會、同鄉雜誌為主軸，經營他們對於自己家鄉的各種記憶。當然，這些記憶只是記憶，並不是準確的家鄉歷史。

1980-90年代，這群外省人因開放探親而回鄉，但反而因為自己與家鄉格格不入而顯得更加孤獨。尤其這時候長期累積的省籍衝突正式檯面化，讓他們對何處是吾鄉的孤獨感更加強烈。而此時，外省第二代或許繼承前一代對於家鄉的懷念，但探親的印象通常只是打破他們美好的幻想，因此他們重新爬梳的時段反而變成1949年的顛沛流離。加上外省老兵的弱勢處境引起台灣社會的同情，兩者互相作用變成了「大江大海」的社會記憶。

而上述外省人的記憶與創傷便是緊扣著兩岸的情勢變化，但這個記憶與創傷的形式卻跟美國學界探討創傷的diaspora概念不符。此概念通常是指涉弱勢族群的創傷與記憶，但外省族群的處境卻是雙重的：一方面許多外省人面臨無親無故無社會援助的弱勢境地，另一方面他們也受惠於外省身份，並不用被「重新改造」。［此處學界論爭我並不清楚，只是轉述講者的內容，如有錯誤還請指正］

後來他也探討說，外省人跟威權時期國民黨黨國體系之所以有這麼奇怪的緊密連結，並非他們完全盲從黨，而是因為他們在跑到台灣後，面臨的是無親無故孑然一身的處境（社會學的說法是原子化的狀態），這些原子化的個體除了跟同鄉互相取暖，更多是跟黨國連在一起，國民黨也因為如此而對這個族群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控制與情感連結。

然後他也說到，台灣歷史學界在重新爬梳戰後台灣史的時候，通常是以轉型正義、白色恐怖的角度去爬梳史料，但這很容易漏到許多有趣的東西，比如說：許多學者會去翻看政治犯或是政治判決的史料，但這批史料中有包含散兵遊民的治理史料，這個可以看出當時除了抓共匪是重要問題，外省兵逃兵或是隨意變換軍隊的社會問題很大，甚至造成許多社會案件。而這些外省兵之所以會有這些脫軌脫序的行為，是由於長期動亂下所形塑的生存手段，這也是為何在1960年代社會經濟逐漸穩定後，這類事件就變少了。

作者更詳細的論著在這本書裡頭：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劍橋大學出版社)，有興趣的可以自己翻看。

拉線

發現他有一系列的演講ㄟ
華人文化演講系列–楊孟軒｜第一場：如何創傷？怎樣記憶？記憶研究中關於創傷記憶的爭論
華人文化演講系列–楊孟軒｜第二場：誰說外省人是diaspora？集體創傷、流離記憶與認同變遷
華人文化演講系列–楊孟軒｜終場：誰的記憶？誰的和解？從Michael Rothberg的「多方向記憶」與...
【亞比中心新書座談】《逃離中國: 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

然後楊孟軒的英文著作年底會在臺大出版社出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

他的文章：
楊孟軒／二二八歷史爭論與銅像拆除爭議背後，一場記憶與記憶的戰爭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然後他下禮拜還有演講ㄛ，大家有興趣的可以瞅瞅：
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on Facebook

演講：蔣介石銅像移除之正義與不正義: 人、紀念物、歷史

時間：2022/3/9 (Wed.) 15:30-17:30
地點：政大百年樓330106 ＆ 線上視訊

報名表單：「蔣介石銅像移除之正義與不正義: 人、紀念物、歷史」－報名表
主持人：馬愷之/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主講者：楊孟軒/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簡介：

蔣介石銅像、紀念物、紀念館等的拆除或改造，自台灣民主化以來，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公共議題。倡議移除的人明確地指出，除去威權象徵物，對轉型正義與民主深化的重要性。威權時期的獨裁者，如果還擺在公共場域被景仰崇拜，如何使人民對過去的體制產生反省?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最近公佈，台灣民主指數全球第8，全亞洲第1名。在這樣一個民主國家，獨裁者銅像仍遍布全島，遍及許多大專院校，想想怎樣都說不通，在國際上貽笑大方。反對移除的人則表示，這些所謂「威權象徵物」對他們的歷史觀、國家與群體認同，有非常重要之意義。毀棄、拆除這些象徵物，等同是對他們的蔑視與攻擊。

對他們而言，所謂「轉型正義」只是政治鬥爭，結果是更多的不正義，看到的是多數主流意見，對於少數意見的詆毀與壓制，違反了台灣民主多元文化的包容原則。另一種反對拆除的說法是，需要將這一些威權象徵物留下，作為重要歷史文物保存來，對下一代實施民主教育。誰說的比較有道理?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這些說法呢?我在這個演講中，將以台灣二戰後「人」與「威權紀念物」實際互動之歷史的觀點出發，加上美國記憶研究學者與文學評論家Michael Rothberg最近提出的implicated subject概念來分析，希望給聽眾們提供另外一個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