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有一個香港中大的朋友，他回到台灣時與我相約在西門的某場撐香港的集會，遇到了幾個香港人；朋友用粵語跟他們聊了一下天，再由他轉述給我聽，我覺得頭腦有點脹痛。視語氣，眼前的人似乎是極度誠懇且極度善良的，但他們都帶著頭盔和濾毒器。活動結束之後，我們相約去附近的冰店聊了一下。我們在思考香港抗爭的正當性與訴求達成的可能性，他說他覺得整體的訴求已經擴及到香港獨立了，在戰線過於長遠的情況下似乎對活動的延續性會產生問題；我在說到我認為抗爭者最能博取合理非同情的元件可能就是警暴時，突然覺得自己能用那麼置身事外的方式來談論一個牽涉到幾百萬人的活動、用那麼整體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活動的可行性未免太自以為是了；在抗爭中有多少無名的人物在街頭上流血，而我邊吃著冰邊討論著他們初衷本質上難以達成。

朋友說他在香港的時候已經不敢在公開場合與其他人討論局勢了。我想到剛剛遇到的那幾個全副武裝的香港人，思索著這些人是否認為，即使在台北車水馬龍背景下，自己看起來多麼滑稽又多麼不合時宜，但不用這種方式是不是就不能讓台灣人認知到抗爭是多麼地殘酷、而抗爭者是多麼地堅持、執著地面對與其為敵的政權了。在電視台和手機上我們可以看見二號橋燃燒著的畫面，而這些新聞上的錄像看似如此遙遠而難以捉摸；但當朋友說當時他正在宿舍裡讀書時催淚彈的氣體滲入房間的情況，一切的認知都顯得那麼不一樣。

他跟我說，「我很難過，因為我覺得事情很難變好了」，而我受到的震撼卻超過看見那些善良的臉龐在螢幕上流出鮮血的畫面。我想這是一個《黑日》為何會成為一本成功的作品的原因：在那些過於客觀的數據統計與畫面外，提供一個具有敏銳觸覺的私人觀點與經驗；用一個數百萬分之一的小人物實際身處於城市中的反饋，作為喚起人們被媒體鈍化的感官的催化劑，藉此來提醒局外人這座城市的事件仍未結束，仍需要眾人的關注與重視。

因為這本書的成書架構為日記體，我認為這本書並不應當使用最冷靜的分析形式來做剖析，因為書中的時間軸是難以分割的：整本書的軸線即存在於現實中的「時間」，而不是作者主觀操縱的主題，因此可以說這本書並不是一本常規的、具有某一「被作者創造出的主題」的散文作品。整本書之所以能夠以「日記」作為表現形式而不失其作為文學作品的水準，除了代表作者的日常文字（對比其原先擅寫的小說）即具有一定的文學調性外，也代表在當代的訊息流通下，一份能用更快地方式做出版的文字記錄往往能比醞釀許久、修改萬遍終至產出的稿件，對社會帶來更強烈的影響與衝擊。

我們當然不能說這本書的出書只是為了要跟隨一種速食新聞式的當代文字書寫策略，但我認為這本書就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將「速度」作為操縱變因的實驗，想驗證（應該說作者可能無意、但在社會上正在驗證的）一份具有私人的敏感觸覺的文字，能不能作為除了新聞以外，另一種作為社會局勢的發聲、抒發管道。

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欲以「日記」作為表現形式的後遺症：有些關鍵字不停重複（如同同一件警暴案件或形式可能會被多個日子的日記所引用）、有些私人抒發不見得具有客觀性或代表性（畢竟是一個人的生活，許多接觸者都限於自身的生活圈）、甚至在部分章節中，我沒有辦法去看出這篇文章究竟受眾是自己還是別人（在很多篇章中以「我」、「我們」作為主詞的句子都具有強烈的「對外人傾訴」特質），我甚至也不能確定是不是作者在當初書寫日記時即有將其出書而與外人分享的意圖。但這些問題也同時身為一種特質，如同書中有提到的一個概念：在書中提到的概念僅僅作為一個個人角度的詮釋，而並不代表整體；但將每一個人的詮釋做結合，便能臨摹出整個城市的音量。

自我經驗的書寫意義於是成型：作為一個當事人，如何在還能夠紀錄的時候把身旁的事件與情緒記錄下來，留給未來的人們綜觀城市時一個值得參考的依據。

由於日記的形式，本書也有一個特色：本書有完整的時間軸線，而裡面的人物是沿著這條時間軸去做移動與成長的，有如一種以時間作為橫軸的公路電影一樣。我認為作者以「時間的路徑」不斷向前推進的畫面感作為發想，以這種不斷延伸的道路來暗示絕對的深淵、絕對的絕望就在眼前，但我們卻好似被禁錮在那個往深淵前進的過程中，只能深陷「局勢逐漸變差」的絕望卻又無法被一次性地被從城市中抹去的焦躁感。但，作者又同時在不少篇章中，在殘酷的事件描寫後接續樂觀、具人性的聯想（例如作者經常描述家貓白果的行為與與人的緊密連結，以貓的「非人」本質來突顯出牠仍然具有的「人性」，並呼應其他香港人作為「人」所一定保有的「人性」），以開放的角度將出發點與結尾同質化，在所有的苦難背後都安置了一點人性賦予的希望，想形塑出絕望與光明的安然共存。

因為強烈的私人性，書中有許多與生活更貼近的意象使用，其中我特別注意到一個不同的意象我覺得適合做提及：即為肉體的自癒能力以及「痂」的概念的使用。這種概念產自於人的身體，而將這種肉體的受傷類比至城市其實非常巧妙，一方面將受傷的意象擴大應用、另一方面又能使此意象不至於無法被讀者所連結。如同前文，我們不能將書中的個別日子分裂為一些不同的生活經歷與聯想，而必須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城市的傷口的癒合歷程：有人在城市上用彈藥戳出了一個龐大的孔、而那個孔洞不斷嘗試著自我癒合，城市與外在的強大力量彼此抗衡相持，傷口反覆結痂、被剝開而再次結痂，一個城市的當代創傷與痊癒的過程。

「救贖究竟在哪裡？假若我只是巨大身體內的其中一個細胞，我只能盡力成為自己所尋求的人……覺得失去了皮膚時，成為另一個人的皮膚。畢竟，每一副身軀都擁有神奇的自癒能力。」

在書中經常有類似這些特別溫和而特別光明的描寫，不外乎是為了「絕望與光明」的兩面性帶來共生的可能性。這些特質有可能會被勇武派的香港人視為「不可能達到」或甚至是「無稽之談」，有鑑於目前香港局勢的難以挽回與創傷的永久性；但（我認為）作者依舊認為，即使公權力的暴力抹殺了每一個城市人的肉體，這些城市人內心中的善良與光明依舊會成為他們重生的核心，而成為香港柔軟而深刻的象徵。師大曾舉辦過本書的新書座談會，會中，被問及為何使用那麼溫和的筆法來描寫如此血腥殘忍的歷史時，作者說了一句我難以忘懷的話：「我其實沒有特別想寫溫柔的文字」。這句話多麼有力，除了暗示作者自身內心的平靜外，亦是一種對社會與香港人本身的善良投注以信任與認同的展現；人的本性如此，在最絕望的時刻卻仍堅信人基本價值的美麗。

最近閱讀其他香港作家的作品時，覺得香港作家其實都有一種莫名的在地感和地域性質有很多故事與靈感都是直接發展或上演於自身居住的城市之中，因為香港那麼複雜又多面，無論是地貌、人的若即若離連結以及整個歷史的交織，有關於對於東與西、極權與民主、都市與山林、甚至是整個生與死的明顯交界，這些強烈的、具現實性質與戲劇性的「對立」元素都是香港可以成為孕育城市文學母體的原因（其中如董啟章即唯一明顯例子，如《V城計畫》的幾本短篇小說中應用了大量的故鄉書寫元素，並明顯影射了香港的多面性）。

但這種對立除了使以戲劇性為肥料的文學繁盛外，卻也根本性撕裂了整個社會；而當社會開始逼迫作者以最快速的方式用文學反饋當今局勢，就代表文學原先與現實生活中的隔閡消弭，也就是「對立」已經成為一種抽象而永遠深植於香港人心中的概念了。在《黑日》的架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在香港社會中的彼此隔閡與互相傾軋的傾向；但是上面沒有提到的事情是，對立的反面是「共榮」：《黑日》突破了這種敵視與相持，而在香港人的價值觀中尋找一種共同的特質，而這種特質最終用最溫柔的方式，由一個身處於漩渦中的、幾百萬分之一的文學家所訴出，而成為了香港當今局勢最明亮而清晰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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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第十八屆台北文學獎散文首獎，呂政達〈小天涯〉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與社運有關的作品，亦有以上「綜觀情緒」的特質。連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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