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好的時刻：民主運動後繼有人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新世代黨工與候選人面對的是不確定的政治風險，他們並不知道蔣經國是否會繼續整肅民主運動的參與者。然而，在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臺灣也出現一群「黨外」的堅定支持者，用選票與鈔票壯大黨外勢力的聲勢。吳乃德將這本書獻給這些「不會被載入歷史」卻「仍然樂意為價值和理念付出」的無名群眾。

舉例來說，姚嘉文在美麗島事件中被捕，他的夫人周清玉投入競選活動，第一場演講就以朗讀姚嘉文獄中家書開始。「獄中家書的朗讀訴求的卻是感情，和受難者及家屬分享同情心和同理心。周清玉用〈望你早歸〉當作她的競選歌曲；美麗島辯護律師鄭勝助回憶說，這首歌一播出來，群眾就掉眼淚」。

「最能顯示情感動員效果的行為，或許是民眾對民主運動的慷慨解囊。在周清玉競選期間，助選員拿著帽子請民眾捐錢。有一位警察也偷捐錢，可能是太緊張了，連警察的證件也丟入帽子裡。助選員發現後趕緊拿回去還他。」

群眾顯然同情這些黨外領導者，他們透過報紙知道了審理的經過。而在作者描述法庭審判的段落，「眼淚」是頻頻出現的關鍵字：「一位女法警淚流滿面，哭著走出法庭」（p.185）、「法庭內一片哭聲」（p.187）、「『律師們頻頻擦淚，在場許多記者、旁聽者也都淚流滿面』」（p.188）。

統治者意圖讓黨外領導者「公開認罪」卻弄巧成拙

作者傾向認為蔣經國是因為誤判與偏聽，而讓法庭公開審理並讓媒體全程報導。蔣經國很可能熟知蘇聯史達林對付政敵的手段，他應該也希望這些黨外領導者能公開認罪，維持其統治牢不可破的表象（可以參考（非虛構文類閱讀小火堆 《支配與抵抗的藝術》的討論）。在偵訊期間這些人確實意興闌珊、鬥志低落，直到審判中期才意識到法庭攻防的重要。這個轉變的其中一個故事是，有一位把漁船從澎湖開到廈門謀生而被捕的外省青年，鼓舞當時被收押的姚嘉文：

「去，去開庭，好好辯論，加油。回來講給我們聽，講林義雄怎麼說，施明德怎麼說。今天你不必洗碗筷，我幫你洗。你洗澡後不必洗內衣褲，我幫你洗」（p.159）

老實說，這本書寫法庭攻防的部分有點無聊，但我讀到陳菊的最後陳述時感到滿沉重：
「陳菊在最後陳述中，首先要求情治人員歸還在逮捕她的時候，拿走的相片等私人物品。然後她說，要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唯一要強調的是：她一生的信念都是在維護人性與個人權利。她說，被逮捕的那一天是從遇害的林亮均和林亭均的房間走出來的。她請林義雄回家後代替她親吻倖存的女兒奐均。然後她一一呼喚其他被告的名字，每唸到一人就轉身面對那人，並且輕輕頷首。然後她道別：『我最後要說的是，我愛你們，也會懷念你們』。」

「黨外」突破同溫層而取得挑戰者的資格

在1977年之前，黨外勢力的成員零星參與選舉，例如1973年張俊宏參加台北市議員選舉。當時的戰場主要是挑戰言論審查的界線，例如1975年康寧祥的《臺灣政論》創刊、1976年蘇慶黎接辦《夏潮雜誌》，被視為是民主運動的先聲。

在1977年縣市長與省議員選舉中，黨外勢力才正式成為「政權的另一個選擇」：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有13名黨外人士當選省議員。從公共言論尺度的突破到參政取得權力的轉折，許信良是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據說他到處鼓勵別人參與選舉：

「『即使不能當選也要選。就像毛澤東打游擊一樣，你總要開始結合民眾。』除了自己參與選舉，他也到處鼓勵別人參與選舉。甚至鼓勵楊國樞參加立委選舉。」（p.54）

書中認為1977年的中壢暴動事件有重要的影響。當時許信良的支持者聲稱投票所主任把投給許信良的票抹污，使其變廢票，引起大量民眾憤怒包圍投票所。消息傳出來後，「國民黨其他選區的舞弊行為大為收斂，直接導致黨外候選人大量當選」（p.65）。而過去的研究發現，其實1975年就已經有上萬群眾包圍投票所，只是當時落選者郭雨新及其幹部未在現場。

就我所知，關於1977年的選舉選舉結果，有另一種解釋是「派系替代說」。國民黨從1968年開始就試圖以自己的黨工來取代過往合作的地方派系，而1977年黨外之所以能夠取得重要戰果，就是因為地位受威脅的地方派系在暗地扯國民黨後腿。

不過，陳佳德在〈1970年代國民黨派系替代政策重探：兼論197...指出，其實派系反彈在1972年就發生，國民黨在該年的催票率下降5%以上，但因為當年沒有什麼黨外的候選人參選（如果用吳乃德的話來說，是一場「沒有選擇的選舉」），所以看起來仍然是國民黨大獲全勝。如果重新檢視當時的選情，實際上是因為1977年黨外全國動員，導致投票率突破80%，多催出超過10%的投票率，而其中新增加的7%是支持非國民黨的候選人。

寫給未來世代的歷史記憶

閱讀這本書的時候，還滿能感受到作者同為當時的行動者。他對於當時政府的執政能力以及官員素質評價頗低，而且在書中也沒有想放過那些當時為威權政府幫腔說話的學者（例如金耀基院士），批評那些認為臺灣人還沒準備好迎接民主的反動修辭。

在閱讀的時候，也會感覺到作者希望讀者可以記住這些人物。他經常會提到某個黨外領導者時，插入一段個人簡歷以及在事件後的發展。不過，他也同時寫了這些人的軟弱之處。例如寫許信良在1979年民主運動如火如荼時，「帶著全家大小在九月底離開了臺灣……從此和民主運動完全脫離，也離開了群眾」。在寫林義雄家中變故始末後，寫到「當民間都懷疑是情治單位所為，當這樣的懷疑非常合理的時候，三位總統都沒有意願將調查方向指向情治單位。李登輝和馬英九不願這樣做可以理解，畢竟這是他們服務的政權。陳水扁的消極就比較需要解釋，目前我們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