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霸凌的產生：
//霸凌常被視為我們本性的一種癖好；身為小孩的某種不可或缺部分。但多年來針對霸凌盛行處累積了大量相關研究的社會學家說，不是這樣的。他們把這些盛行處稱為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社會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差不多五十年前，就用以下的說法描述過這種機構：
每個人都生活在同個地方且服從單一個權威；所有的行動都一起執行且每個人都做同樣工作；活動的安排非常僵硬，通常是一小時一小時如此排定；有一套由明白且正式的規則所組成的制度，由一個權威施行。//一位把自由「教」給孩子的校長，我們熟悉的學校制度才瘋狂

相較而言，社交孤立既能讓受霸凌者因被團體排除的心理壓力而屈服、求助無援，又能凝聚內團體向心力、為行動賦予正當性，是成本小又效果好的選擇：

- 被團體排除的心理壓力：人有社交、歸屬感的心理需求。若人在一個團體中缺乏連結、支持，會對該人造成生理、心理的負面影響。為了避免被團體排除，受霸凌者更可能在社交孤立的氛圍下屈服霸凌者、受欺負，以交換團體的「接納」。社會孤立亦導致受霸凌者求助無援，只能默默忍受。
當社交孤立的氛圍形成，亦對旁觀者造成壓力，使其不敢給予受霸凌者支持，以免也被團體排除。

- 凝聚內團體向心力、為行動賦予正當性：
社交孤立將受霸凌者從團體中分裂，成為他者、異類，而能將團體內的壓力、不滿轉移焦點到受霸凌者身上，凝聚內團體向心力（透過一起霸凌受害者，讓霸凌者小圈圈的感情更好、不會彼此吵架）；
將不滿、仇恨轉嫁到受霸凌者身上，而能後續對其進行的暴力賦予正當性（受霸凌者才是有問題的人，羞辱他、打他是合理的舉動)。

避免霸凌的對策：

- 無效對策，迎合、避免激怒霸凌者：
霸凌者心態各異，從看受霸凌者不順眼，提升自己的社交地位，到自身想找個情緒發洩口皆有可能。唯獨原因皆是從霸凌者的自我出發，而與受害者無關。
既然霸凌起於霸凌者的心態，則要求受害者改變、去迎合霸凌者的說法與標準，皆是無效的避免霸凌對策。
畢竟只要霸凌者心情不好（自我中心），無論受害者再怎麼討好、服從，仍舊會受辱、被當作出氣筒。

- 有效對策，避免社交孤立：
相較之下，讓霸凌者認知到其行動的成本過高、不可行，才是有效避免自己被霸凌的對策。
除了單打獨鬥、提升自身對抗能力以外，成本小又有效的方法即是與環境中的其他人多互動、降低社交孤立的可能。與越多人建立連結，每個人所要承擔的力氣越小、整體力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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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霸凌的框架延伸到中台關係，即可看出此學者的問題。

首先，中國對台灣議題一向採取「國內事務」的角度，並尋求統一、實質控制。任何採取「台灣有自主控制權」立場的人，皆會被中國視為「挑釁、試圖叛亂」。
從學者「大國等距」的說法來看，其前提仍舊是將台灣視為單獨個體，方能立於中間位置，而與中、美兩國保持相等距離。此前提對中國而言亦為「挑釁」。

再來，中國對台灣的危害並非以軍事攻擊才開始，而是社交孤立的持續進行中。恐嚇各國不得與我國往來；金錢外交誘使各國與我國斷交；要求台灣不得以自主控制的個體參加任何國際事務，只能透過中國往來等，皆是一步步逼台灣進入孤立無援的死角，遂行統一目的。
讓台灣在國際視野消失、讓所有國家認同中國對台灣的解讀（中台關係為國內事務、台獨是叛亂），皆能讓中共侵略台灣的成本降低、賦予正當性。

而從中國的利益觀之，若台灣獨立，便為國內想獨立的各區（香港、圖博、東突厥斯坦）開了大門；且透過「收復台灣、打擊台獨份子」，亦可有效轉移國內民眾對中共執政失靈的不滿、凝聚國內向心力。
就算台灣完全不行動，只要中國內部出現問題，「統一台灣」必定被拿出來當作箭靶。
「維持現狀」時期的「和平」狀態，與其說是「友好」「共處」，實際上只是以未來統一作為預設的平衡假象。
也就是說，中國侵略台灣跟「台灣做什麼」無關，跟「中國的狀態」才有關。「台灣不要挑釁中國」是無效對策。

相較之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其他國家交好，才是有效「避免戰爭」的對策。對台灣而言，並沒有挑選跟誰當朋友、與各勢力「維持等距」的餘裕。我們處於正在被針對、得跟霸凌者以外的其他所有人多多互動、建立關係的處境。
此時還妄想與霸凌者「友好」互動、避免挑釁，只會讓其他人覺得我們難以信任、不願與我們建立關係，加速陷自身於社交孤立、讓霸凌者提前達成侵略目的罷了。

認為與其他國家交好是「挑釁」、妄想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直到中國軍事入侵才願意反抗，不只是束手就擒的消極舉動，更是自斷生路的愚蠢選擇。

另外，不以自身需求、利益為核心考量對策，便會為了目標而犧牲自己。
「疑美論」為了質疑、批判美國的所有舉動，即使讓自身被消滅都在所不惜。
就算猜中了、立於道德高位，又如何呢？值得用自身、乃至於台灣人全體的自由來交換嗎？

知識與道德的雙重墮落：駁傅大為的「保台三階段論」 | 朱宥勳｜小說・評論・台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