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看連續殺人或大量犯罪的新聞報導，或者案件記錄專題。通常我會把自己帶入加害者的角色。我很好奇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人會選擇犯罪，即使不可能完全理解他們的理由，在我心中還是默默產生一種想法：如果這件事就和興趣或者喜歡一件事物一樣難以客觀表達呢？

將興趣和侵害他人做類比恐怕沒辦法被一些人接受吧。但我應該不是想把犯罪的事實合理化，或者認為應該除罪化什麼的。法律對我而言並不是為了公平或正義而存在的，也不像是對受害者情感的補償手段，法律大概更接近於維持社會穩定的工具，讓社會的成員對權利和財產不受侵犯的程度有個一致的標準和想像。殺人或者大量犯罪很明顯沒辦法維持社會的穩定，必須在法律上有嚴格的限制是很合情合理的。

在這個前提下，還是會不自覺的將自己投射到加害者的角色，而總是覺得身為加害者的自己怎麼這麼可憐。我大概是有好好被對待著長大的人，想做的事、會讓我愉快的事、有資源做的事，大多不會被親友反對，這可以從兩個層面看：一是親友們人都很好，願意接受我的選擇，二是我想做的事並不會讓人覺得太誇張、無法接受。帶入加害者而覺得可憐的自己，大概就是因為恰好自己想做的事情沒辦法被社會大眾接受，才會形成這個可大可小的悲劇：大至不可控的社會崩毀，小至個人的需求滿足。不對，也許該反過來想，對個體而言，某些需求沒被滿足搞不好比社會崩毀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