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參加了一場十三年前認識的朋友在東京的婚禮。說不上是人生摯友，就一般十六歲高中生女孩的友誼那樣，總因為一些不明究理的原因分分合合的，夾雜著一些過於厚重的、但只屬於青春年少的雜質。

婚禮規模很小，男方女方在專門學校時共同的同學一桌，男方的親友幾桌，女方大部分在台灣的朋友無法到場，除了幾位親戚之外就來了幾位在日本的職場同事、或像我一樣剛好遠飄在這個國度的舊識，這毫無交集的七八個人就著名牌而坐，我尷尬地除了菜單眼睛哪都不能看。才沒五分鐘，右手邊穿著水藍色洋裝圓眼睛的女孩子，用一種過於熟悉的語調問了一句：「妳也是台灣人嗎？」敲了我用薄薄的菜單卡試著紙抵禦社交環境的門。「啊。我是。（啊，完了。）」

大部分的時間，我不記得自己都是怎麼度過的了，我想不乏是用吃進食咀嚼裝忙、想想學校的事情神遊或回想在樓上舉行儀式時所按的幾下快門。只記得在等待所有賓客坐定、服務生一一詢問上好餐前酒的這段時間裡，左手邊第二個剛從機場下飛機趕來婚宴的上班族，建議起大家彼此自我介紹，並就從我右手邊第二位年長的女性開始發言了起來。（寫到這裡，我終於清晰地想起來，這桌包含我總共就五個人。）

除了名字、職業之外，大家理所當然地娓娓道來自己和新娘是如何相識，分享和新娘之間的趣事藉此稱讚她是個多奇蹟的女孩。（堅強、獨立、勇敢、有商業頭腦、有夢想、有想做的事必定會付諸實現）這短短的二十分鐘對話（其中我只貢獻了一分鐘），帶給我一種難以言喻的異樣感，作為像恐怖電影裡的一幕那樣在我腦子裡留了下來。

後來有一次在影集裡看到，女主角一家在父親的葬禮後的晚上，幾位好友和遺族在昏暗的後院喝酒彼此安慰，解散之前母親對所有人說：「在你們離開之前完成我的一個願望，我們彼此輪流說出一個和他有關的回憶，任何事情都行。」我才終於意識到，這就是了，這就是為何那二十分鐘如此異樣，那是談論往生者的方式，是葬禮之後的哀悼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