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坦白承認,自己對中國了解甚少且浮面。只是這幾年教書時,開始會遇到中國來的留學生或交換生。印象深刻的有兩位。
一位是我指導的研究生郭玉潔,她在中國就涉足同志運動,也是一位資深記者、編輯。她見識廣博、閱讀豐富,到臺灣以後,走遍各處,到原住民部落、在地社會組織、同志組織深入了解。她把這樣的氣息帶回中國,繼續她的記者與編輯事業。在這樣的中國留學生面前,我們沒有什麼話不能談,沒有什麼主張會導致緊張。玉潔的文字能力與思辨都是一流的,我很希望她對台灣看法的作品,能在臺灣出版。
另一位則是我有一年開設平面媒體編輯課程時,來修課的交換生。當時我在課堂上提到中國的出版審查,已經變成基層的編輯人員會自我審查了,甚至有一個修改文字的「對照表」。課後這位交換生來找我,說就她所知,「中國已經沒有書籍審查了」,如果有也非常少數,比方說像高行健的書,「不過,高行健的書也沒什麼好看的。」
我非常驚訝,跟她說,就我所知,很多中國作家自己的書都沒辦法出版呢。我舉了幾個例子,然後說:「不過,我不強迫妳相信這個,只要妳繼續多閱讀、多接觸實際的世界,總有一天妳會自己發現的。」我認為能讓立場不同的人,在你面前沒有壓力地發言,是很重要的事,因此,我的回應也相對謹慎,不敢露出一絲嘲諷之意。
後來我藉課堂,提及我自己曾體會過這樣的審查,《迷蝶誌》在中國出版時,好幾篇文章都被建議刪減。特別是〈國姓爺〉這篇,其中一段「沒有人知道這時鄭成功是否已經決定奪取臺灣作為根據地,根據《臺灣省通志》中一封該年鄭成功寫給荷蘭太守 Frederik Coyett 的外交信函,他還輕鬆地說:臺灣瘴癘孔多,草昧未開,得之安用?」我完全不能理解,刪的原因是什麼?
當時我回覆編輯以及兩岸的版權朋友,如果真要刪,就不出版了,合約需要賠錢我就賠。結果是,兩邊的編輯朋友、版權經紀,共同讓這本書完整呈現,沒有刪減。我至今感念。
這幾年來,幾度對岸透過某些單位,提供不錯的條件讓我去中國幾個地方寫作數個月,我都一一推卻了。但對中國來臺的留學生與交換生,我都盡可能地在課堂以外,給予情感上與實際的支持,並且有機會就送書給他們(特別是能讓他們更理解臺灣的書)。我相信有更多中國年輕人,對臺灣年輕人追求自主國家、民主制度的渴望能感同身受之時,政客們自然沒辦法輕易驅使人民兵戎相見。雖然我也知道,那樣的世界並不會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