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說出一個作家的名字，然後跟你說這人一輩子都很窮––光憑這樣的線索，你猜得出這位作家的個性嗎？

要是他曾經入選過國文課本的話，這題就簡單多了：不管怎樣，先猜「安貧樂道」就對了。從陶淵明開始，國文課本裡面的作家多半都窮，而窮人作家沒一個在乎錢，也沒一個會抱怨自己生活辛苦的，彷彿只要吃土就能維生。

這其實是中國文學中「詩，窮而後工」被意識形態化的後果。

起先，「詩，窮而後工」只是一個文學史觀察，因為學者發現 : 遭遇困厄的文人，會由於心境上的劇烈轉變，而使他的作品達到其所未有的深度。

然而，這句話說多了，卻反過來以其歪斜的邏輯，規範了「作家」的形象，彷彿作家不窮，詩就不會工。所以，一個好作家必然是窮的，而且還要安於窮。它試圖將「作家」塑造成一種和「物質」對立的生物，刻意忽視了作家提筆寫字也是需要消耗熱量的。

於是，在文學史和國文課本的書寫中，膽敢抱怨的作家自然被視為比較次等的，或者整個人被忽略、排除，或者把相關的文字評價為不重要的作品而擱置；經過史家淘選留下來的，就全部都是安貧樂道、曠達而知命的複製人形象，形成一個自我循環。

但「安貧樂道」這四個字本身還是稍微露了點餡－如果真的「安」「樂」，那這些人為什麼還要寫作？「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韓愈不是這樣解釋文學創作的衝動嗎？既然「安」「樂」，還有什麼「不得其平」的，可以「鳴」出這傳世作品？

不要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作家也是人，肚子餓的時候也是會「該」的。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台灣文學史上前幾窮的作家鍾理和。

鍾理和才華洋溢，但命運多舛。日本時代因為家人反對他娶同姓氏的妻子，遠赴日本佔領下的北京結婚、工作，日本投降後，又因為中國接收官員分不清楚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概迫害，而被迫偷渡回到高雄，住在美濃的山區。鍾理和有嚴重的肺病，動過手術之後，有幾根肋骨始終沒有接回來，稍微活動就氣喘吁吁、搬個桌椅就會開始吐血。若要論生活的窘境，古今中外的作家大概也很少到這個地步的。

他的問題已經不是「寫作無法養活自己」了，而是「什麼工作也做不了，只好寫作看看能不能賺點錢」了。在這樣的苦楚裡，他寫下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代表作《笠山農場》；如果配合上述的脈絡來讀這篇小說，你大概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說他是「聖者」，因為他竟然可以在這樣的狀態中，寫下悠緩、優美、無一絲火氣的田園敘事。

不過，國文課本不可能選錄那麼長的小說，於是選了一篇〈我的書齋〉。從這篇散文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窮得連間書房都沒有，他自述：「我的書桌是一塊長不及尺、寬約7寸的木板，一端手托著，另一端則架在藤椅的扶手下。」然後坐在院子裡，追著陽光寫作（你可以想像，他甚至沒有辦法常常點燈）。

而他是這樣描述自己這根本不成其書房的「書齋」的：「你的書齋也許是明窗淨几，雕金飾玉，也許案頭有一盆古梅，壁間懸有名人的書畫，但比起我面前壯大的山河，深邃悠遠的藍天，阡陌橫斜的田野，就顯得那麼渺小寒酸，俗不可耐。你的書齋也許華貴，而我的則簡樸，但我不愛你的華貴而愛我的簡樸。」

很不錯吧？又一個安貧樂道的好作家。

很有趣的是，在1958年，鍾理和寫給好朋友鍾肇政的信件裡，有一封也聊到了鍾理和的「書齋」。這麼強烈的關聯性，簡直就是教師手冊裡面一定要附上的補充教材，對吧？很可惜，並沒有，大部份的老師並不知道這封信的存在，當然也就不可能告訴學生。大概是因為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點文藝的氣息：它是平凡、庸俗、零碎，充滿了憂愁、艱難、疾病和苦悶。我個人在這裡獨往獨來，不為人理解和接受，沒有朋友、刊物、文會⋯。我常常會忽然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說來也許你不會相信，我不但沒有工作房––書房，也沒有寫字檯。我寫東西幾乎是打游擊的。

紙，一支鋼筆，一塊六吋寬一尺長的木板，這是我全部的工具；外加一隻藤椅，一堆樹蔭。我就這樣寫了我那些長短篇和《笠山農場》。我早就懷有要給自己作一間書房的心思，但生活迄不讓我的算盤按自己的方式打。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還需利用那塊木板來寫我的東西。

讀了這些報告，我想你就會明白如何我不能經常有作品獻出來了。當然，我的意思不是指木板––它已給我完成了不少東西，對此我應該滿意––而是指迫使我一直不能不用木板寫字的最根本的東西––生活。真的，這些年來我確實吃夠了它的苦頭。」

如果你讀過〈我的書齋〉全文，再讀這信的表情想必會非常複雜，兩篇文章對照，只有一個物理細節出入（「木板」差了一寸），但背後的情緒和感覺完全是相反的。你比較相信哪一個是真的？讓我們暫時擱置這個無法求證的問題（畢竟鍾理和已經去世了），從「生產端」來思考一下為什麼國文課本會選擇前者而放棄後者。國文課本之所以選得到〈我的書齋〉，是因為它已公開發表多年，而信件則在鍾理和去世後非常久才披露。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兩重篩選：一、如果你是鍾理和，你要投稿，你會送哪一篇文章出去？你可以想像一下，在1950年代，一個本省籍作家把後者投出去的時候，那些負責審稿的外省籍編輯們心裡會怎麼想。

（順帶提一個小八卦：據說，在鍾理和生前，他的《笠山農場》一直無法出書，就是因為他參加文學獎，名次不小心比某關係良好的外省作家高了一名的關係。）在那樣濃厚的中國文化氛圍裡，作家可以喊窮嗎？本省籍作家可以喊窮嗎？（你是在暗示我們這些外省人欺負你嗎？）

二、經過了第一重篩選後，國文課本順理成章地選入了公開發表的版本，但刻意、或出於無知地忽略了後者。理由也是同一個。

作家怎麼可以不安貧樂道？

但是，站在文學的立場，我必須說，兩文並陳才是負責任的文學教學。當學生只讀到〈我的書齋〉時，他只是認識了一個單薄的、無趣的樣板作家；唯有同時讀了兩篇文章，學生才能更精準地進入〈我的書齋〉透露出來的幽微訊息。那是負傷了還不被允許哭泣的顫抖，那是以華麗文字遮掩焦慮的過度證據––你可以試著再讀讀看，有沒有突然發現，鍾理和讚揚自己那慘淡的書齋的那些文字，其實有點過度修飾、喋喋不休、反覆纏繞？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了。

我不會篤定地說，信裡面的那個鍾理和才是真的。《笠山農場》的優美是真的，〈我的書齋〉的抖音是真的，1958年那封信中的絕望也是真的。全部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所有的作家，必先是一個完整的人。

=引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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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上面雖然說搬磚的那位「一貧如洗」，但我相信那只是「相對他的同事而言」

swn002: 我真的竟然都沒想到w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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