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讓我想起一部很老的港片，叫「溶屍奇案」，故事是一名女子因為感情糾紛而被殺害，屍首還被鹽酸腐蝕毀壞。涉案的是她男友，私生活靡爛的花花公子。官司一打好幾年，男方後來進了教會，另外交了女友結婚，表面上看來，完全成為一個改過向善的好人。男方的女友也不斷在法庭上表示，男方是多麼善良，對過去的生活有多麼後悔……最後，因為罪証不足，男方被判無罪。

我對這部電影的結局印象很深。男方滿口都是「主的感召」，走出法庭時，承辦案子的警官對他說：「我是個警察，我只相信法律；但是，有時候我真希望上帝是存在的。」

我欣賞自由時報的這篇訪談。尤其是侯友宜先生提到的幾個觀點：死刑犯事後表現出的悔意；死刑犯通常都是前科累累的重大罪犯；以及死刑存廢與犯罪率的關係。

首先是「死刑犯在事後表現出悔意」這件事。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有些人權團體，會認為「表現出悔意」代表著「刑責可以因此而減輕」？

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去哲學系選過西方倫理學(Ethics)的課，老師講到「自由」這個觀念。自由，事實上，意謂著選擇；也因此，自由的另一面，其實是「責任」。

一個意識清醒，有判斷力(法律上有更明確的說法，叫做有「行為能力」)的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所以，理當在事後承擔一切結果。

面對「選擇」的時候，每個人所能掌握的選項，也許並不是那麼多。我很想上台大，可是分數不夠，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其他的學校。確實，我的選項被限制了，可是，書是自己在念，志願表是自己填的，再怎麼樣不滿意，也應該責任自負，大不了重考或轉系轉學，總不能因為這樣就拿刀衝進學校去砍老師吧！？

關於「自由的選項」，有沒有例外呢？當然有。國際新聞上偶爾會看到，一些生活在極端父權至上國家的女性，如果不接受家族安排的婚姻，就會被活活餓死或趕出家門；如果她們在婚後反抗自己的丈夫，更會被視為罪大惡極。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女性，為了向命運抗爭，無論她們做了什麼，採用多麼極端的手段，我都會認為她們情有可原。因為她們所擁有的「選項」，實在已經被壓迫到了極點。

反過來說，那些真正罪大惡極的重大罪犯，如果他們不傷害他人，難道就會被餓死或打死？不可能吧！也就是說，他們是意識清醒，沒有受到任何脅迫，蓄意而主動地，做盡傷天害理的事。事後再怎麼表現出悔意，也沒有道理可以不用承擔責任吧！

懺悔，是為了自己的良知，罪犯懺不懺悔，都無法將已經造成的傷害抹去；刑責，卻是法治社會唯一能夠強制罪犯執行的「責任」。如果真是為了良知，那為什麼罪犯往往以規避責任，來做為懺悔的條件？

侯友宜先生的原話說得非常好：「犯罪者為了爭取活下去的機會，表現出悔過的、或者不是有心的、甚至是無辜的，這種場景大家很容易感受到，因為被告是活的，可以面對面……這是真懺悔，還是假慈悲的懺悔、一種哀求、為自己某種目的懺悔？」

侯友宜先生也提到了當年的白曉燕命案。案子發生的時候，我正在讀高中，印象很深的是，罪犯陳進興對著媒體的激情喊話：「我相信因果啦！」當然他是相信的，因為這話被電視一報導，竟然就跟著出現了要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這種聲音。當時還不像現在，有這麼多電子媒體，要留言非常方便；而我在當時的報紙上，確實看過支持「自新說」的讀者投書。

刑責有沒有必要重到「剝奪罪犯的生命」？侯友宜先生提出的另外一個重點，「幾乎每個死囚，都是假釋後再犯」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過輕的刑責根本無法扼止犯罪，現行的假釋制度更讓罪犯們有機可乘，一犯再犯。

這也是我欣賞這篇訪談的原因，侯友宜先生是站在執法人員的立場，根據經驗和數據來分析廢死是否何乎現實。廢死不是不能談，但是，要先想清楚，是為了什麼而談廢死。

廢死當然可以談，只是當前廢死團體所提出的觀點，沒有一條讓我覺得合理，有些甚至讓我覺得完全不邏輯。

我真是懷疑，那些廢死團體，是真的對社會結構，犯罪行為及心理做過徹底的分析研究，才得出必須廢死這樣的結論；還是，只是因為其他的理由，比方說宗教，比方說「先進的歐美各國都已廢死」，才會提出這樣的主張，好讓自己「自我感覺比較良好」！？

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女士說過，「願為死刑犯下地獄」，「即便丟官也在所不惜」，是說她接受法務部長一職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職責內容是什麼？她願意為死刑犯下地獄，我相信她真的願意；但我也相信，她自己理智上也絕對清楚地知道，這種事就算她願意，也不可能真的發生。

廢死團體動不動打出的歐美牌，更讓我覺得導果為因，毫無邏輯。
廢死團體的說法不外是，歐美先進國家廢死，治安良好，同時有研究支持廢死不能阻止犯罪……諸如此類。

確實有廢死的國家治安良好，人民生活安定，但那是因「廢死」而達成的嗎？有任何證據指出，在廢死以前，他們的治安是比較壞的，而廢死讓他們治安變好了嗎？還是因為他們在改善治安，完善社會體系的過程中，讓死刑漸漸變得不再有必要了？

而那些所謂支持廢死的研究，我只想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外國的月亮並沒有比較圓。我很久以前參加過一次國中同學會，席間有個天兵同學說，法國假那麼多，人家還不是如何如何……我的回答是，最好社會問題可以這樣一個蘿蔔一個坑。你挖出一個坑來，就可以立刻憑空生出一根蘿蔔埋進去。把國定假日增加到和法國一樣多，就可以立刻在各方面變得跟法國一樣。怕只怕，最先迎頭趕上的，會是把失業率變得跟法國一樣高！

社會議題不同於純科學，把同樣的研究，放到民情，意識型態，思想觀念完全不同的背景裡，肯定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在社會議題上，照搬外國的研究來為自己上金漆，只會突顯本身的心虛和洋月亮情節。

與其在那裡自我感覺良好地炒作廢死，不如努力研究，如何改善治安，讓我們的社會達到「不需要死刑」的地步。真有那麼一天的話，死刑不廢也是廢了。

這樣，會不會美好一點？

廢死爭議也讓我想到，每當出現「嚴重校園霸凌事件」的新聞時，就會有一票假仁假義假腥腥的專家學者跳出來，說這些行為偏差的孩子，都是因為現今社會充斥著宣揚暴力的電視節目，電影，漫畫等等，把本來「純潔的孩子」帶壞了。

我一向覺得，這種專家是專門來搞笑的吧！？我曾經在幼教機構裡工作過，接觸的都是小學一二年級，還有幼稚園的孩子，嗯，也就是「白紙般純潔」的孩子。上班第一天，負責人就跟我說：「小孩的話不能信！」

逃避責任，是動物的天性。

十歲不到的孩子犯了錯，就已經懂得要說「都是他害我的！」我家養的貓跳上桌子撞翻杯子，也會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逃離現場呢。

日本有部動畫，叫「地獄少女」，有一集講到校園霸凌的問題。裡面一位記者表示，如今校園裡的霸凌者都知道，如果事情鬧大了，就說自己是被某一部小說或漫畫，電視劇之類的東西影響，那就會有專家為他說話，往往可以藉此減少責任。

最後，霸凌者的母親，把孩子指名「害他學壞」的那部小說的作者詛咒至死，因為她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有那麼壞，所以一定都是別人的錯……

很可怕，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