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的不只是戀人，還有把社會學當作志業的我們與各種議題之間的關係。田野裡「我真的能幫助到他們嗎？我做的事情有意義嗎？」的焦慮事實上也都來自認識不足的自我危機。

這也像任何領域的創新，都必須對傳統瞭若指掌，才能準確掌握方向，並且加以衡量。這個比喻，似乎可以指出臺灣現代化過程中許多失衡問題下的根本：我們其實不認識自己。我們不夠認識自己的土地和歷史，於是我們不認識現在的情境。

紀登斯談亂倫時說，被父母傷害的孩子，常常沒有辦法舒坦地建立一種「自傳式陳述（biographical accounting）」；放到巨觀的國族情境中，這不就是上一輩與二二八、白色恐怖的關係？這不就是許多人與同志、原住民、移民勞工之間的關係？

我們以為自己沒有的歧視與恐懼，事實上還根深柢固；我們以為自己有的同情和原諒，卻往往只堪基礎在和諧的口號上。

回到自身，我想我必須承認：因為自己其實不如自己期望的勤快、聰敏、有擔當；言下之意就是，我太把自己當成誰了。在我所期待成為的我和我已經是的我之間，還有一道巨大的鴻溝。

我沒辦法忍受自己自私、貪婪、目中無人；於是我拒絕敘述它們，拒絕坦承自己在節制自我上的失約，頂多把它當作週期性的心情流感。在成為誰之前，必須理解自己什麼都不是。

至少，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