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我十歲，跟著父親到中正紀念堂。爸爸跟我提了一些飲料，到現場放下，然後快步安靜的走開。在那個濛濛懂懂的年紀，爸爸一具具的用我可能能聽得懂的話語告訴我，野百合是怎麼回事，那些大學生又是怎麼回事。當年其實，我並不懂他們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