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TransitionalJustice）意指從威權/極權政體轉型為民主體制，或是從武力衝突恢復到和平狀態時，該國家、族群過去曾經遭遇過國家以政治暴力大規模進行人權侵害行為，為了面對過去，療癒社會與個人創傷以及追求和解所進行的政治與法律行動（OHCHR 2007）。

拉丁美洲因為執政者多是握有軍權的領導者，為了換得國家內部的和平，避免招致報復，初始的轉型正義工程偏向以免責或赦免來取代審判，如阿根廷、烏拉圭、薩爾瓦多等。

中、東歐的轉型正義則著重在除垢工程/洗滌法，其意義在於曾在威權或極權時期擔任一定階層的官僚，含秘密警察、線民等身份者，禁止擔任公職人員，12原因在於人民擔心共黨會死灰復燃（平井新 2020）。由於擔心過去具有威權履歷，在未來會導致政府體制重蹈覆

人事清查（vetting）或是洗滌/除垢（lustration）是一種貫徹行政正義（administrative justice）的手段

司法審判多是針對中上層的元兇或是首謀，洗滌/除垢是針對人事及機構改革的行政措施，而中、東歐各國的洗滌程度也取決於過去被共產黨高壓統治的程度。過去曾被蘇聯以極端暴力對待的捷克，則是堪稱洗滌極為徹底之國家。在整個中、東歐國家中，僅有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未執行除垢工程。

德國，在二戰結束後進行第一波的轉型正義，由同盟國展開數波的審判，引人注目的紐倫堡大審，不僅鎖定在主要戰爭犯，也持續進行了 12 場「紐倫堡後續審判」

是屬於廣泛性的審判行動（

第二波轉型正義方

然而，當時仍有一半的受訪民眾認為可以停止對納粹的追訴

透過菁英協商而選擇了大赦法。不但限制了對於獨裁期間的各種壓迫與暴力，也未成立任何真相委員會，如同臺灣在歷經寧靜革命後，未曾有一人為過去的政治暴力承擔責任，甚至也未有對受難者進行任何賠償，換言之，西班牙起初的轉型正義選擇了「集體遺忘」做為轉型正義的策略。

一部「歷史記憶法」立法通過，並且展開對過去真相的清查與究責（柳嘉信 2014）。歐洲各國處理轉型正義概況，

至於臺灣的鄰近國家，韓國，在各方面都與臺灣極為相似，韓國的轉型正義稱為「過去清算」，帶有「過去必須要受到清算的人很多」之意，而是關心該議題的市民團體向政府施壓展開討論。其模式是先解決一個問題之後，再開始向政府施壓解決下一個問題。簡言之，歷經三任的總統之後，韓國的轉型正義才得以入法，其即追查真相、究責、賠償、恢復名譽及推動紀念工作。

南非模式的轉型正義，而是以宗教情懷開啟了第三條路，，因此採用了以自白道歉換取赦免的申請模式。然而這樣的模式並非憑空出

而是歷經了公開討論、反省，一再確認為真理而反抗的初衷是否符合人權，最終才能達成為真正的未來所必須進行的真相的建構與和解行動，

轉型正義不是報復性的手段，而是看見每個人做為一個人的權利，即便被壓迫的一方違反人權也要被追究責任，如此才能有一個平等公平而且符合全體南非住民的未來，並非是一般人所意謂的做錯事者向受害者道歉的「和解」，而是一個朝向建構全體南非住民未來的「和解」，此兩種「和解」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南非經驗的轉型正義亦是世界典範，帶給世人另一種對於正義與人權的想像

臺灣在轉型正義的道路上也選擇了一種獨特的方式。為求政治權力平衡，他採取了民主轉型變革模式，但是舊威權政團仍然在臺灣擁有豐沛的政治資源，這也是讓臺灣轉型正義窒礙難行的干擾因素，難以深化轉型正義工程，在揭露真相與究責上遭逢困境

但是在缺乏真相調查與執行者公開道歉的狀態下，長期以來一直被詬病為「只有受難者，沒有加害者」的窘境，社會的和解也難以企盼。金錢的補償無法弭平傷痛，受難者及其家屬需要的是真

共同構成臺灣轉型正義工程的法律框架，並於 2018 年 5 月成立任務型機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推動臺灣轉型正義工程。《促轉條例》的轉型正義任務架構為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18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與其他轉型正義事務等主要框架。

舊威權政團仍然持續活躍於政治領域與各國家機關，究其促轉會之實際運作能力亦可明白必然窒礙難行，單就開放政治檔案一項而言，如國民黨拒絕出席相關會議，亦未通報應移交檔案數量，特別是許多黨務部門參與監控體制，進行社會控制產生的文件資料等，對於轉型正義任務有莫大的影響。

臺灣現有的長照服務內加入政治暴力、創傷知情與跨專業領域的元素。此一作為也是國家對於過去施加於受難者身上的不法行為的認錯與反省行動之一，同時也是協助受難者及其家屬重建社會信任網絡，期望修復身心之可能的必要路徑。

臺灣轉型正義工程模型自始即因寧靜革命導致政治處境艱困與獨特，而未把對加害者（加害者為引用促轉會報告書原始文字）之究責與辨識列為主要任務。

不正義的主體便必得要現身，澄清、說明，乃至於道歉與承擔責任，方有轉型正義積極目的之社會和解與確保未來不再發生之可能，這是臺灣轉型正義工程不能逃避的難題。

倘若轉型正義的積極目的之一在於重建社會信任，其中一方的集體消失對於重建社會信任將是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