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啟蒙運動帶給人類兩項沉重的負擔，作為自由的代價。第一是目的論失靈了。既然上帝已經退出主舞台了，繼續主張人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認識上帝，未免不合時宜。以下層結構而言，就是中世紀的封建秩序也經瓦解的差不多。在那之前，一個人大概不會疑問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因為打從睜眼開始，人生的目的已經決定了十之八九，領主領地的效忠關係、世襲職業加上親族關係，已經把人生的主要架構說得差不多了。井井有條的天體秩序對應井井有條的人間秩序。
終於，都市與資本主義容納了多數人口，人類不再如同作物，根植於土地，變得更自由了。辛苦工作依舊，但系譜與傳統的強制力減弱許多，為了領主、家族、上帝不再是個有力的理由。人們不禁納悶，所以身為個體的我，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時不時的，強人或教主會冒出頭，因為許多人需要一個簡單的答案。
失去詮釋威權的神學，既無法解答人的目的，也無法解答人的起因。這是因為，作為存在的理由，也就是第一因，也讓位給經濟理性。世界萬物的平衡如此精妙，一定是有高維存在才能構思如此藝術。但達爾文們說，人在社會中的角色本來就會高度分化，就像自然中的千萬物種，這是因為只要持續高度競爭，生物就會根據佔據的利基高度特化。物種存在的原因，來自競爭與淘汰，不需要上帝巧手，看不見的手只是譬喻，競爭，競爭，唯有競爭爾。
存在的起因，從神的慈愛與奧妙，變成無止境的競爭，這就是自由的第二項代價。當時反對諸達爾文主義的人，不見得真篤信宗教，也考量人性尊嚴。存在與世界的本質，如果是無盡的競爭，未免淒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