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田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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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裕元鞋廠大罷工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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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2021年1月《新工人的現況與未來》
2014年4月5日至4月26日,廣東省東莞市裕元廠工人為抗議工廠未足額繳納社保和住房公積金,3萬餘名工人掀起了長達22天的大罷工。因為工人內部沒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同時在資方、政府、工會、警察巨大的壓力下,這場運動以失敗告終。但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私營企業內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集體行動,裕元罷工影響深遠,它顯示了新工人被剝削和壓迫的普遍狀態,昭示著新工人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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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矛盾醞釀
裕元廠隸屬於台灣寶成集團,位於東莞市高埗鎮,是耐吉、阿迪達斯、銳步(Reebok)等世界名牌運動鞋的最大生產基地。自1988年起於東莞市高埗鎮投資設廠,形成了多個廠區,約員工45,000人。裕元在中山﹑珠海﹑黃江等地也有多家工廠。根據財務報表,裕元產業在2013年的營業額為75.82億美元,淨利4.29億美元。
裕元廠工人薪資構成為:基本薪資1310,再加上全勤獎150,年資,以及加班費和件資(獎金)。由於底薪依照2014年東莞市最低工資標準1,310元/月計算,工人的加班工資相比附近的許多工廠要低很多(如高埗華宏眼鏡廠底薪普工是1750)。在訂單較多,正常加班的情況下,工齡長的工人大概兩千七八,不包吃住。如果訂單少,控制加班,只能拿2200更少,工人普遍覺得薪水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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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低薪以外,裕元廠的管理制度也十分苛刻。許多車間採用流水線生產,廠方為了控製成本,不讓員工加班,但產量還是不斷往上加。因此,工人必須像機器一樣不停地工作,才能完成生產任務,因未完成產量而責罵工人的現象時有發生。工廠也制定了許多規章制度,如在工作時行為不雅、形像不佳、與領導頂嘴會被罰10元;一天超過五次不良行為、不聽從管理員指派工作會被記小過及罰款30元。除了這些,每當廠內發生工傷事故,廠房都會要求工人捐錢了事,甚至某些領導也藉「獻愛心」之名,為自己的生日派對籌錢,工人們對此憤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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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薪資較低,年輕人大多不願意在裕元廠工作,因此,廠內職工大多是中年人,大部分職工從一二十歲開始在裕元工作(他們開始工作的時候裕元廠的待遇在本地較高),許多工友將自己的青春都奉獻在了這裡,對裕元和高埗鎮有了深厚的感情。長期以來,東莞市社保局只強制工廠為工人繳納工傷保險,而對欠繳或不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採取了默許態度[1]。但是,隨著裕元工廠員工年齡逐漸增大,養老、醫療等保險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工資低和欠繳社保,為裕元大罷工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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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罷工的過程
2014年3月,一些裕元工人在社保局查詢繳費紀錄時發現了問題。依東莞社保局規定,企業需繳納員工總收入的11%,員工個人承擔8%。其中一名老員工每月總收入3,000元左右,廠裡需為他繳納社保330元,而繳費記錄顯示,工廠只以1,810元的收入標準為他繳納社保,繳費率為1.5%,每月繳納27.15元。工作十五年後,他們未來只能領到每月四、五百元的退休金。住房公積金完全沒有。在社保局表格的「用工形式」一欄,他們都被稱為「臨時工」。另一些員工為子女辦理小學入學手續時,發現裕元與他們簽訂的用工合約沒有法律效力,他們是“臨時工”,不能辦理子女入學。這三件事湊一起,導致在4月5日,透過數千工人到高埗鎮清水公園舉行抗議,揭開了裕元大罷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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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人抗議社保未繳納,勞工組織春風服務社介入罷工

4月5日,透過微信、QQ組織起來的數千工人到高埗鎮清水公園舉行抗議。 工人們試圖聯繫記者前來採訪,但記者始終沒出現,抗議布條也被警察沒收。 幾小時後,工人前往東莞市政府討要說法,在高埗鎮通往市政府的東江大橋上,遭到警方攔阻和驅散。 受此次抗議影響,裕元廠方答應工人,將在4月14日給予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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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勞工組織春風服務部主任張治儒在六個工人QQ群裡同時宣傳自己處理罷工事件的專業能力,經一天交流,貼出過去協助其他工人與資方開展集體談判的通話記錄,逐漸獲得工人信任。 他總結這一天交流,寫了《給裕元鞋廠工友的第一封公開信》。 在行動方式上他建議工人:首先要串聯溝通,形成統一認識;然後透過統一有效的行動指揮體系,平衡各種工人群體的利益,確立廣泛全面訴求;和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湊份子錢保護工人代表;公開行動過程,利用媒體壓力促使政府倒向勞工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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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工人向資方提出的具體訴求為:補交社保差額;並且此後都以實際工資為標準全額繳納五險一金;工人工資上漲30%;由全體員工選舉的工人代表與裕元集團就最終談判的結果簽訂集體合同,並承諾裕元集團不打擊報復參與談判的工人代表;改組裕元集團工會,由工會會員直接選舉工會主席。 許多建議為工人後來為工人所採納,罷工初步有了較明確的鬥爭方向。 但在4月13日,張治儒等人被警方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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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方回覆缺乏誠意,罷工升級
4月14日,廠方貼出新的社保方案,答應從5月起提高社保標準,但未提及補交此前漏交的社保費,新的社保繳費標準也仍未以工人的實質薪資為準。 工人得知廠方在4月14日有一批訂單必須交貨,否則面臨高額違約金,故此才欺騙工人說14日答覆。 有幾個廠的工人開始罷工。 另外,工人之間流傳著一個說法:當日下午,一個台灣管理人員對罷工工人說:你們滾吧,大陸人賤得很,要錢不要臉。 這件事更引起了工人對台灣老闆的憤怒。 第二天,裕元在東莞的四萬多工人都開始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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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下午,數千名工人聚集在裕元廠區外的振興南路上,進行抗議。 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有工人受傷。 此後幾天內,但凡有上街舉動,就遭到警方毫不客氣的暴力驅趕。 工人們不敢上街,只每天早上準時來到工廠,去考勤打卡一下便離開,有的在廠外閒坐,大多數則直接回家。 而到了傍晚下班的時刻,大批工人們又陸續從各自家走出來,回到廠房打卡,接著便離開。
17日,廠方張貼通告,要求員工於下午恢復正常工作,同時強調不會追究工人早前罷工及曠工,否則就會受到懲處。 通告也稱,將自下個月起提高員工的福利金,強調公司有誠意創造勞資雙贏。 工人們貼出的大字報表示要罷工到5月,同時要求在政府部門、媒體在場做公證的情況下談判。 有廠長撕毀工人的大字報,要求工人復工,被工人丟進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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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裕元江西安福分廠的2,000工人舉行罷工支持東莞工人。
21日下午四時許,廠方張貼《關於調整社保、住房公積金的方案》和《有關工友生活津貼的方案》,這兩份《方案》的內容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1)從 2014年5月起依法足額繳存社保及住房公積金;(2)依工人的意思,依法辦理養老保險及住房公積金的補繳;(3)自2014年5月1日起每月發給工人生活津貼230元。 表面上看,工廠貌似做出了巨大讓步工人的維權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實際上,廠方的「依法足額繳存」並未給出明確的繳費基數,並且,廠方提到 「根據工人的意願、補繳社保和公積金」明顯是一種障眼法,因為工廠這樣一種補繳方式,明顯是在撇清其十多年來偷逃欠繳工人社保和住房公積金所應該承擔的違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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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廠方提到「為體卹員工辛勞」特地從5月1日起每月給工人發放230元的生活津貼,毫無疑問這種表述的口氣依舊傲慢無禮,並與工人提出的漲薪30%相去甚遠,工人覺得是對自己人格和尊嚴的侮辱。 於是工人繼續罷工抗議,罷工人數依舊佔裕元集團所有工人總數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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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會和警察強力介入,罷工失敗
24日,東莞市總工會工作組以及資方的回復意見出台,總工會的回復意見明顯偏向資方,相比之前資方提出的方案沒有任何進步,而且對資方欠繳社保的事實隻字不提。 關於工人拒絕230元的生活津貼一事上,資方甚至蠻橫地回覆「部份人員拒絕,但也有人員同意。拒絕者,可簽屬拒領」。
同日,東莞市公安局派警力介入,強行要求工人復工。 在G8化工廠發生了課長毆打女工致頭破血流的惡性事件;在老三廠,警察衝入車間直接毆打一名拒絕復工的女工,幾名警察將其強行抬走。大量便衣混在工人中,發現有積極罷工的工人當場就帶走。特警、防暴警察空前出動,封鎖工廠,甚至進入車間直接為老闆站崗,造成工人極大壓力。 但罷工工人遠遠沒有被壓服,四萬名工人的大多數仍然在罷工,有至少一萬人出了車間,其他大多數人在車間裡靜坐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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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東莞市公安局貼出告示:目前,裕元廠大部分員工已經復工,但我們發現有個別員工受到恐嚇、威脅。 公共安全機關堅決維護廣大員工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對違法行為,將依法予以嚴厲打擊…
26日,公開的罷工開始轉為很不明確的怠工和消極復工,歷時12天的東莞罷工基本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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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罷工失敗的分析

裕元工人為了爭取工資和社保而奮起抗爭,但在多方的壓力下最終失敗,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工人並沒有廣泛而緊密地組織起來
雖然這次罷工有較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但工人們並沒有自下而上、由點到面地廣泛組織起來,而處於一種極為初級、粗糙的組織狀態,這樣的組織程度,發動一次罷工是可以做到的,但絕對不可能把這次罷工進行到底。 在罷工中,裕元工人們大多透過QQ群等網路工具進行線上串聯,或透過聚餐等形式進行線下串聯,這種串聯不僅受到一定的範圍限制,受到監控,更重要的是不可能舉行一場公開的選舉,自下而上地產生工人代表和工人代表委員會,而沒有選舉,分散的意志就不可能整合為一種集體意志,就不可能形成一個在工人中具有公信力、影響力並因而 具有指揮權力的領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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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遇到企業和政府的分化瓦解而出現意見分歧的時候,在工人們的訴求出現矛盾的時候,在長期堅持出現疲憊和鬥志鬆懈的時候,就一定會出現群龍無首的 狀態從而迅速趨於瓦解。
除此之外,罷工時,大多數工人打卡後變離開廠區各自回家,這種分散的狀態更凸顯了工人罷工缺乏組織性,如果工人們不能聚在一起選出代表,統一訴求,而是各自為戰,那麼工人便很容易在資方和政府的壓力下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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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會、政府和警察的強大壓力
不同地區的政府對待罷工的態度和對策是有差別的。 在珠三角地區,總的來說政府是傾向保護資方打壓勞方的,廣州市和深圳市政府相對比較溫和,一般而言,工人罷工只要限於廠區範圍內,政府不會出動警力清場,只有在工人衝出廠區時才會動用警力。 對工人最強硬和凶悍的就是東莞市政府,只要工人罷工,即使是在工廠範圍內,幾乎每次都會動用警力甚至帶著警犬進場抓人,最著名的就是東莞諾基亞罷工和裕元大罷工。

除了警察一開始就強力打壓工人外,4月24日東莞市總工會工作小組向工人和社會各界發布的包含有東莞市社會保障局、人力資源局、公積金管理中心、總工會四部門和裕元工廠的“回復意見”,通觀那幾個政府部門的“回復意見”,都具有兩個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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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全不承認自己監管失職,不僅沒有一絲歉意,更沒有絲毫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的意思,一如既往地以偉大光榮正確的口吻向工人居高臨下地訓話;二是用僵硬的法律條文駁回工人要求企業方面補繳工人部分養老金的訴求,而完全不顧正是因為企業的違法行為導致工人交不起個人 承擔部分的事實。 而且,市總工會在4月24日甚至向工人發出了復工倡議書,完全倒向了資方,工人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工會當然介入了,也把工人代表都刮出來了,所有工人代表在工會的幫助下,都已全部抓獲歸案,無一逃脫,工會功不可沒——我和我的小伙伴當時就驚倒了! 請貴會兌現承諾,取信於工人和社會!」總工會表明立場,直接導致了罷工情況的急轉直下:缺乏強有力組織的工人們無法招架、無力抗衡資政聯盟的強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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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保、法律和農民工的出路(一)社保和農民工
裕元罷工是在中國農民無產階級化的背景中發生的,它凸顯了第二代新工人回不去農村卻又無法融入城市的尷尬處境。 早已熟悉了城市生活的工人們,渴望自己能被城市認可,能夠在城市長久地生活下去。 但是,工人們很快就發現,他們在基本的生活保障方面都無法得不到滿足,社保欠繳,意味工人們無法抵抗來自未來的種種風險。 失業怎麼辦? 生病怎麼辦? 買不起房子怎麼辦? 對未來的擔心迫使工人奮起爭取自己的薪資和社保。 這場罷工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它反映了中國的工人運動正在向更深的層次發展,以前是要求加薪,這次則提出補繳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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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元大罷工一個多月後,寶威亞太電子(深圳)有限公司500員工,因公司一直未依法足額繳納社保問題,於2014年6月9日開始罷工,要求工廠買斷工齡,補繳 社保差額和房屋公積金、提高加班費計算基數和成立工會等訴求;7月21日,深圳奇利田公司發生罷工,提出了補交入職以來的社保和公積金差額等9項訴求。 裕元罷工的意義和價值將在未來日益凸顯出來。
越來越多工人將面臨退休等問題,裕元大罷工只是打響了社保的第一槍,社保問題也將持續。 2017年鎮工基本退休保險基金總收入43310億元,其中徵繳收入33403億元,全年基金總支出38052億元,當期徵繳收入已經低於當期支出,且資金規模僅相當於當期基金支出的87.78%。 這導致2017年財政補貼社保金額缺口龐大,因此才有了2018年稅務局徵收社保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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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一旦全額徵收,勢必導致企業成本加劇,這就形成了一個兩難的局面,不徵收就有巨大的缺口,徵收就導致企業或員工利益受損。 到底動誰的奶酪? 讓企業繳納社保? 還是提高員工繳交比例? 不管動誰的,最後負擔都將轉嫁到工人身上,導致矛盾激化。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四十年,是極不規範的四十年。 私人企業給移工繳納社保的比例很低,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繳納率不到20%。 越來越多的人接近退休,政府社保缺口,資本家的欠賬,疊在一起,社保在今後將成為鬥爭的一個重要訴求,甚至可能圍繞社保形成區域性或全國性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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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和鬥爭
在這場罷工中,工人本想透過法律途徑滿足自身的合理訴求,但是資方、工會、警察結成強大聯盟打壓罷工的事實教育工人,無產者只有拋除幻想,依靠自身的 力量才能獲得解放。 這種力量,來自於工人的團結和組織。 但是團結和組織不是一句空話,也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來實現。 罷工中,以張治儒為首的春風服務社試圖將工人組織起來,不僅前期得不到工人的信任,而且很快就被東莞國寶帶走。 勞工NGO在國內的尷尬地位以及它跟工人之間的關係,決定了外界結構對工人的團結只能起輔助性和推動性的作用,工人的組織化還得依靠自己來實現。 組織化的前提是要有一批遍布各廠的積極分子,他們能夠在日常的生產生活中贏得工人們的信任,在群眾中獲得權威,並且將工人緊密地團結起來,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 ,這樣的罷工才能真正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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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取得勝利的各種罷工中,這樣的積極分子大多是自發產生的,但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入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將有更多的人自覺地成為工人中的積極分子,那時, 工人們爭取地將不再是狹隘的經濟利益,而是要徹底推翻僱傭勞動制度,為一個新社會的到來而奮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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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1. 早在2007年3月19日,央視的焦點訪談節目曾以《殘缺的社會保險》為題,曝光東莞裕元鞋廠嚴重違反用工法律,未為員工繳納全額社保,只繳了工傷險, 連管理階層也沒有社保。 東莞社保局人員答:「我們國家這麼大,首先我們要解決的是一個工傷保險,然後是醫療保險,然後再逐步擴展養老保險。」當年情形,工傷賠償問題極易引發衝突,而養老、醫療不那麼急需,因此政府部門只強制企業繳交工傷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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