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一對台灣旅人遠赴尼泊爾登山旅行，卻遇到了當季罕見的大雪，受困在岩洞裡整整 47 天。等搜救隊找到他們的時候，梁聖岳身體極虛，劉宸君則已於 3 天前離世。歷時這麼長的受難與搜救過程，震驚了台灣與國際媒體，社會譁然，有善意的，當然也有惡意的。

兩人的摯友羅苡珊組建了編輯小組，在 2019 年出版了《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紀載劉宸君生前的寫作，包含遊記、書信、詩，還有在岩洞裡寫下的文字。

羅苡珊在文中這麼形容：我還不知道要怎麼衡量這本書的重量。它絕對不會重到讓你不想帶它出趟遠門，但還是會沉甸甸的壓上你的手掌心。不如讓我換個說法吧：它將比記憶重一些，比生命輕一些；當然囉，也將比記憶可靠一些，比生命簡潔一些。

我看著這行字許久，是的，比記憶重一點，比生命輕一點。在生命消逝之後，成為比記憶更沉重的存在。

紀錄片的計畫則歷時更長，拍攝失去劉宸君之後，羅苡珊與梁聖岳的日常。以及羅苡珊親赴尼泊爾，造訪他們當年旅居過的村落、山林，與岩洞，這全部的過程。紀錄片中，紀錄者羅苡珊的角色非常鮮明，幾乎就是主述者。也或許因為如此，電影的情感很私密，跟觀眾的距離很親密。

看了訪談之後，才知道這個主述者是經過轉變的，它看似一種突破困境的解方，實則為導演面對自己的必然。以及，也回答了我自己原有的疑問「既然出版了文集，為什麼還想要拍紀錄片呢？」。直到拍攝中期，導演才正式的檢視了自己的傷痛與需求，還有達到某種與巨大悲傷的和解。

說故事的日子，與積雪消融的那一天──專訪《雪水消融的季節》導演羅苡珊 | 放映週報

我也意識到，從事發到疫情前這段時間的密集拍攝，背後的動力其實是來自於我一直賦予自己記錄者的身份跟責任，告訴自己要「替宸君完成遺願」或「替聖岳向社會大眾平反」，但也從而拒絕承認自己同樣是故事的一部分，無意識地逃避面對自己因山難事件而來的創傷。而過去的我以記錄者責任自我說服、企圖想替聖岳療傷，其實是我將自己對療傷的渴望投射到他身上。

直到聖岳離開拍攝、尼泊爾被迫停拍後，我才推翻了這個創作者的幻象（illusion），也認清不能再躲在「為了宸君與聖岳」這個表面原因的背後，而是得去正視這部片必然是個人的，也必然是源自於面對自身創傷的需求。踩穩這樣主體經驗出發的創作位置後，我就比較清楚接下來該怎麼拍，所以就用比較冷靜的方式完成後續的拍攝，包括回到尼泊爾的旅途。

我覺得拍完這部片之後，或者更確切地來說，是在抵達山難洞穴的那個當下，我就已經可以去肯認我跟他就是兩個不同的人，也不用再逼著自己去背負他的生命活下去。在實際看到洞穴的當下，之前我賦予給洞穴、山難事件與死亡的想像，突然都瓦解了。片中在洞穴裡的那段獨白，其實就是在洞穴現場錄的，其中提到我對山難的想像是不著邊際的，自己也永遠沒有辦法企及宸君曾經經歷過的世界。在那個瞬間，我就接受了宸君的死亡，接受了自己的缺席，也接受了我與宸君之間那條生死的隔閡。我是還活著的人，而他已經不在了。

我也很喜歡此篇訪談提到的「拍攝本身」自然就會帶著創作者活下去，進而意識到，並思考這個轉變。

「電影是必須集體合作才可能繼續下去的創作，同時你必須把自己帶到某個現場、才能拍到某些東西，這與過去我所熟悉的文字不同。到達那些地方的勇氣，也讓這個作品不再只是面對死亡，而是轉化成怎麼活下去，然後繼續活著。」他真誠地說：「對我個人來說，這個轉化就是與自己最重要的和解，也是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

抵達現場，把故事說給世界 ——專訪《雪水消融的季節》導演羅苡珊、製片陳詠雙 - TAICCA 文化內容策...

一些比較私密的心情

曾與梁、劉有過短暫的相處，即使沒有成為熟識的朋友，在青春正盛的年紀，他們可以說是讓人十分憧憬的存在。體制似乎束縛不住他們，他們以不成熟但真心十足的語言與行動，跟世界拉拔著。總是率真而野性，渴求著山林，踏尋著遠方，用一種我想像不到、也沒有這種勇氣的方式活著。

他們是這樣的人啊，當社會輿論充斥「自不量力、占用搜救資源」等惡意言論的時候，我永遠感激吳明益在臉書上寫了他所認識的劉宸君：他們都不是看輕山的人，絕非輕率地把自己的安危交出去，也不純是青春的躁動，或莽撞的冒險。他們需要山，山也接受他們......只是山從不仁慈。，那是一種真正被理解的慰藉。

一直以來很難定義自己對這個事件的感受，也不曾好好被安放在某個位置。它雖非巨大的哀傷，但總是懸而未決。直到現在走完了這本書、這部紀錄片的閱讀歷程，我才好像終於有一種，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的奇妙感受。

其實也想過這篇文要不要鎖，總覺得太私人....但既然終於可以在心頭落下位置，也就不糾結這個問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