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否定德川鎖國開始，從各種外交內政文件比對論證，最後提出德川幕府脫離中華貿易秩序，並讓日本得以成為日本的論點。

德川家康在結束長久的戰國時代統一日本後，也建立了延續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一般我們對於德川幕府的想法，其實就是「鎖國」，因為「鎖國」所以才造成日本被倍里以黑船橇開國門，強制走入世界。但是作者根據他所爬梳的文獻，認為該時期的日本應該稱作「海禁」︰

我提出「海禁」的說法來取代鎖國—海禁旨在規範日本人和外國人的出入境；我也用德川日本的文獻資料推導出日本認為自己並非孤立，而是位居地區和國際秩序的中心。雖然日本自詡為中華的說法幾乎沒有得到多少國家認可——當真十分稀少，不像是中國自命為中華所得到的認可—不過日本中心主義的概念卻對建立和維持國內政權的正當性至關重要，也是建構日本人身分認同的主要議題，同時還影響到德川垮臺時的國內政治，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時期的國際政治。019

這一段基本上就是本書的重點以及推論理路的起點。「鎖國」基本上是一種封鎖的孤立狀態，當然，對於大多數西方商人而言可能是這麼一回事，可是，根據作者爬梳的資料，雖然大多數西方人都無法通商，但還是有荷蘭商船在走行通商港，更不用說對中國或朝鮮的貿易了。

那麼這種狀態，可以稱作鎖國嗎？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了。畢竟，實質上鎖住的是西方，或者說基督教勢力的通商資格，而這也和德川幕府禁絕基督教的政策一致，與其說是鎖國，不如說海禁狀態是德川幕府國內政治的延伸。德川幕府也從未以鎖國自稱，反而該說這個詞是舶來品。

「鎖國」一詞經過證質的最早出處是一八〇一年長崎的荷蘭語翻譯志筑忠雄將其用作一篇私下流傳的短文標題，由於原標題「關於如今的日本人因全國封鎖、不論國內國外之國民均不得與他國人民進行貿易是否有利之討論」過於冗長，不適合作為標題，因此志筑忠雄將「全國封鎖」幾個字顛倒過來，創造出「鎖國」這個新詞，並將他的言論稱作「鎖國論」。

不過，這篇文章的原作者並不是志筑忠雄。他只是翻譯了德國醫生肯普弗（EngelbertKaempfer）的《日本誌》（The History of Japan）當中的一篇附錄，因為志筑發現這篇文章有助於他反對當時（一八〇〇年左右）在日本流行的一個看法，該看法認為日本應該允許與北方的俄羅斯人進行貿易，以發展殖民帝國。這類看法在二、三十年前由知識分子本多利明、林子平等人在半公開的討論中提出（因為當時認為公開討論國家政策議題是不適當的），又因為俄羅斯在北方進逼，以及前老中田沼意次的提議而更深入人心。052

來自他者，而且是被封鎖的他者視角，所以才會成為鎖國說，且因為當時政治情勢的關係，這個不正確的詞進入了政策討論中樞，甚至成了一般論。

處理完核心的鎖國論後，便是開始討論本書重點的逆轉中華。

在德川日本之前，日本是進入中國秩序的朝貢體制中，將軍足利義滿甚至臣服明朝得到冊封「日本國王」以致於他在國內的聲望低落。德川幕府記取教訓，在與中國往來的書信中都盡量做到平等地位，尤其是林羅山在執筆對明朝書信時使用了「大君」這個在東亞史上未曾使用過的名稱，或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脫離中國秩序的第一步。

即使發動了脫離中國秩序的行動，但德川日本仍對中國的動向非常在意，尤其是此時正當是明清政權嬗遞的狀況（順便一提，朝鮮政權在明朝滅亡後也自稱小中華一段時間）。第四章基本上就是在談德川日本如何透過各種管道收集情報來掌握清兵入關、明朝滅亡、南明興起與覆滅、鄭氏王朝出現以及三藩之亂的動態。這部分台灣讀者應該也很熟悉，只是用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其實還挺有趣的。而這段時間發生的整個事件中，明朝滅亡或許為日本脫離中國秩序的重要事件：

尤其是對山鹿素行來說，中國已因失去道德方面的優越性而失去了中心地位。素行在《謫居童問》裡提到，與日本不同，中國經常被蠻族征服，還接受了蠻族的統治。因此，中國人不懂失去了正統，也「不如本朝完整」。與此相對，日本則「武威揚名四海，甚至令外國心存懼怕，日本從未失去寸土，遑論曾被外國征服」。山鹿素行認為日本透過政治的穩定和領土的完整實現了「道」，從而成為日本型「華夷」思想的中心，而中國只不過是一個「異國」214

山鹿素行的思想在幕末維新時期有其重要性，山鹿流兵法更是塑造了日本軍國主議理論的核心。山鹿素行將被外族征服並建立王朝的中國視為不純粹的夷族，從未被外族征服的純粹日本則應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其思考理路其實頗有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只是他將這套東西套進了華夷思想。而山鹿素行這段思考也不是他獨有，事實上，朝鮮政權在明朝滅亡後也自稱做小中華一段時間，自認繼承了所謂中華道統，直到康熙開啟盛世後才又自行回歸中國秩序。但是，和中國相隔一海的日本，則走了另一條路：自行建立秩序，併吞琉球，就是整個秩序建立的第一步。

雖然看似是帝國主義殖民的做法，但實際上，吞併琉球是要讓德川日本確保朝貢的盟邦，也就是中國式秩序中萬邦來朝想像的部分，透過確保藩署，得到朝貢，日本在官方上也朝著成為中國邁進了一大步。同時在海上的商船貿易也透過特許與限制來達成認同德川政權才可經由口岸通商的現象。民間方面，戲劇《國姓爺合戰》也非常賣座：

不過，被滿族征服不只影響到中國在日本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形象，對大眾層面的影也很深違。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是德川時代最賣座的戲劇之一，它從一七一五年到一七一七年中，在大阪的竹本座上演了十七個月。該劇主要講述母親是日本人的國姓爺（鄭成功）所領導的明朝復興運動，他試圖阻止清軍進犯並復興明朝的故事。在第一幕，於一六七〇年代發起三藩之亂的「忠臣」吳三桂將軍便告訴明朝皇帝：被韃靼人征服會使中國成為野蠻之地，如果聽信奸臣李蹈天的建議，「這片曾經孕育聖人的土地將落入蒙古人手中，我們將會成為他們的奴隸，這與動物的區別僅在於我們不會搖尾巴和全身長毛」。

日本出身的國姓爺對戰邪惡蠻族的故事，則在大眾層面推展了中國已經失去世界中心的概念，過去文化取經的對象，如今不過是個蠻邦而已。那麼，誰該來繼承中國呢？答案已之欲出，就是日出之國——日本。

因此，有一段著名的軼事便是闇齋告訴他的弟子：即使是孔子和孟子親自率領中國軍隊進攻日本，「我也會身披鎧甲、拿起長矛與他們戰鬥，並生擒孔孟為國家效力。這也是孔子和孟子教導我們的」。如山鹿素行等其他學者則主張日本比中國更能夠體現儒家道德，因為日本從未受到「蠻夷」王朝的征服，而且日本還是由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因此日本絕對優於中國。

還有學者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將「華」、「夷」的道德含義轉變成實際的意義，就像是太宰春台所說的：外國人被稱為「夷狄」，是「因其缺乏禮儀，因此即使是『中華』之人，只要缺乏體儀，便與夷狄無異；而即便是外『夷』，只要懂得禮儀，也無異於「中華』之人」。決定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是「華」還是「夷」的標準，在於該國是否知曉適當的道德和遵守適當的禮儀（指統治的形式）。

成仁取義的思想也在此日本化，更因為萬世一系的天皇道統，日本有著優於中國的資本大聲說話。

同時，本書最後也終於講到華夷地位是可變化的觀點。華跟夷的差別，基本上就是文明程度高低的差別︰

《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所謂華夏就是有文明禮儀之國，雖然孟子有「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的說法，但孟子也不否認「用夏變夷」，也就是「夷」藉由提升文明程度成為「華夏」這件事情。藉由禮儀/文明來確認地位，其實也符合儒家重禮的系統。所以韓愈在〈原道〉也是這樣說︰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華如果採用夷的規矩，就會變成夷；夷若用華的禮儀，就會晉身為華。太宰春台便是引用了類似觀點，提出了華夷變態的思想，雖然沒有明說，但其潛台詞便是沒被外族征服的高等文明日本才是中華。就像是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說的︰

……本朝之為中華，由此禮也。夷狄亦人而其國亦治，禽獸亦物而其群亦類，然所以為其夷狄也，為其禽獸也，不由禮而行之也，人而無禮，則不異於禽獸，中華而無禮，則不異於夷狄。

因為中國被夷狄征服了，也使用夷禮，所以真正的中國/中華，是保持著自身純粹的日本。在此此一觀點下，日本跟無須對清朝朝貢，因為他們是夷狄，地位自然低於日本。在這個部分，或許符合了《逆轉中華》這個翻譯出來的書名，只是實際的狀況並沒有一上一下，而是德川日本將自己提升到與中國同等的位置，脫離了中華秩序的朝貢體系，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貿易秩序，某種大德川共榮圈一類的存在。

雖然本書只有談德川日本，不過，後來的事情我們也都知道了，大日本帝國將這套思想再加上白種人的負擔論，成為其軍國主義向外征服殖民的核心理論。

此外，或許還可以延伸思考，為本書作序的鄭維中《海上傭兵》展示的鄭氏王朝，其實也是用類似德川日本的方式來控制周遭貿易，但為什麼最後鄭氏王朝會覆滅？難道是因為不像日本自身有生產白銀的能力，當遇到十七世紀的不景氣狀態時，賴以為生的海上貿易收入銳減，而導致毀滅？

又或者可以將鄭氏王朝和同樣崛起於十六世紀末邊緣人集團之一的努爾哈赤相比，同樣具有戰爭與建國能力，但最後鄭氏王朝三代便覆滅，女真政權卻延續到了二十世紀。這背後除了有沒有背骨仔外，或許當下領土上的可利用資源以及國家運作模式都是可以考慮的點。

----------------
引文太多，方格子可能比較好閱讀一點吾乃正統——《逆轉中華》心得 | 祁牙鳥的沙龍

花了一些時間在找如家的華夷觀，印象以前讀《四書章句》有看到的東西都找不到，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

可能要找些時間讀一下日本儒家發展的相關資料。
另外，以前在玩信長野望時還以為林羅山只是個教漢文的老師而已，結果之前在看《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發現林羅山在典籍日本化的路上還滿重要的，加上《逆轉中華》中起草國書的部分，可能林羅山在背後推動了不少東西，而不是只是個漢學先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