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過去還是現在，中國十九世紀中葉這場戰爭從來沒有被用中立的態度討論過；它的命名無可避免地蘊含著政治立場。

藉由將之重新命名為內戰，我們也可以重新聚焦於戰爭造成的損害和破壞上，而不只是關注一個人及其信眾所持的那些奇特願景或意識型態。內戰一詞可以讓我們摒棄潛在的價值判斷，並超越那些將國家重要性置於個人及集體苦難之上的敘述，超越那些橫掃一切的政治與道德敘述。

針對這段冷門歷史，作者將那些我們較為熟悉的領袖和將軍擺在一旁，帶領我們將焦點放在日常經驗上，關注最實際的問題，諸如：

戰爭如何改變了日常生活？那麼多的屍骸該如何處置？死亡人數如此眾多，該如何消化這樣的事實？如何找到失去的親人？怎樣處理他們的遺骸，才算合適？又該以什麼儀式來紀念他們？

本書使用的史料非常龐雜，除了官方的方志、名冊、外交官紀錄等，也有許多民間資料如回憶錄和日記等等，官方資料雖然標榜正統卻滿載道德意涵與政治利益，與其探討刻意被定位的歷史風向，作者更想瞭解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戰爭，以及如何面對內戰所帶來的傷害，因此選擇聚焦於倖存者或旁觀者的主觀敘述，相較於其他歷史著作，本書凝視歷史的視角更富有人性也更加直觀，帶給我相當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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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覺得有趣的兩點：

首先是 #歷史的無限重新包裝 ，看看各方人士是如何利用歷史為自己背書的：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愛國主義政治家與學者們便將太平天國視為革命理想的原初民族主義前驅。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同樣身為革命家和廣東人的孫中山——他把自己說成是洪秀全第二。
蔣介石一開始是認同太平天國的；後來，當他開始推動儒家復興計畫時，才轉而強調自己對曾國藩的認可。
湖南人毛澤東在年輕時很欽佩曾國藩，後來才培養出對洪秀全的欣賞之意。

在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建國後，對太平天國大業的認同成了政治上的主流看法；共產黨將太平天國領袖視為革命前輩，有意拿太平天國中的特定願景和他們自身革命的部分元素畫上等號。

羅爾綱等多產且富有影響力的學者傾其學術生涯，論證太平天國具有進步、愛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以及革命等特性。太平天國被賦予重大的解釋性意涵，被視為革命道路的起點，而這條路最終通向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勝利，並繼續向未來推進。

因此，太平天國幾乎無可避免地被描繪成了一場解放婦女、重新分配土地的真正農民運動。

在大躍進、文革等政治局勢緊張的年代（後者又以批林批孔時期尤然），太平天國研究作為一種評論時事與抨擊（當下）特定政治人物的管道，而大行其道。

從一八九〇年代開始，譴責為清盡忠的「漢奸」就成為一種慣例；例如戰勝太平天國的湘軍將領曾國藩，便曾受過這樣的指責。

多一個世紀後的一九九〇年代，官方對現有體制效忠的強調壓過了漢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官方才開始為自己的合法性尋找新的依據。在這樣的語境中，曾國藩和孔子都被拿來當作「民族價值觀」的典範，而被模棱兩可地平了反。

冷戰時期，出於反共需要，中國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敘述被借用、挪用，但其結論被顛倒，由正面轉向負面。在這種敘述中，太平天國不再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而被說成是在追隨一種「狂熱的宗教信仰」。

再來就是， #慈善事業也是政治運作的一環 。

戰後，紀念與旌表殉難者的工作持續了好幾年，一方面為撫慰人心，一方面是為了提倡「正確的價值觀」，透過表彰為效忠朝廷或保全貞潔而死的忠士與潔婦，來托高「忠」與「貞」的價值高度。

根據互惠及階級衡量的原則，浩蕩的皇恩要求臣民表現出更大的忠誠來回報。透過擴大入祀人數，皇帝展示了非凡的皇恩，同時也要求生者報以特出的忠誠。

很明顯，乾隆皇帝想透過擴祀來鞏固中央集權，但在他治下開創的擴祀先例，卻讓他的繼任者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為了應付百姓對皇家旌表極速膨脹的需求，不得不將此權力委託給官僚與地方精英。

原先為了鞏固中央權力的動作竟成了回馬槍，逼得朝廷不得不下放權力——表面上，旌表由中央主導，但實際上，中央已將權力下放給了府、州、縣，而在府、州、縣各級，旌表成了另一套政治與地位算計的一部分。

代表中央權力的「昭忠祠」已變成地方政府及精英手中的象徵工具，而原本屬於中央政府「安撫忠魂」和「昭示貞烈」的職能，落入曾國藩一類的地方精英和地區軍事首領之手，他們透過這些工作，成功將自己安插進國家的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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