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種陰謀…現代生活是一群人裝闊的無言契約。”

—約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

有兩種情況，即使整個文明已走向困境，表面仍天下太平。

靠“初始資本”而活

1980年代早期，我在一家新成立的電腦軟體公司擔任行銷顧問。四位年輕人集結了約17萬美元，包括他們自己或父母所存的錢，期望從研發並上市優於當時通行的Word Star文字處理程式以致富。用這筆投資，他們租了一棟小型辦公大樓的第二層，有五間私人辦公室，一間會議室和一塊秘書工作區，請了設計公司設計了商標、有銜信紙和入口處的大招牌。又租了四輛紳寶（Saab）為公務車，買了橡木桌子與皮椅，請了花匠與水族店分別設置並照料盆栽和一個海水水族箱。每個人年薪三萬美元，而且雇我去了幾天，待遇優厚。

他們是聰明的程式設計師、電腦軟體專家。我毫不懷疑他們能寫出便利使用者且可熱賣的文字處理程式。一進入該公司，我便嗅到成功、繁榮的氣味，在前座的女秘書，看起來年輕幹練，四個創始人西裝革履，地毯留著整齊劃一的吸塵痕跡，大型的影印機、碎紙機、郵戳機和辦公室電腦，一流，高級，一片蓬勃景象。

在會議室的橡木桌和舒適的皮椅上，他們躊躇滿志地訴說著，他們以及那些投資者將如何成為百萬富翁。他們計畫一面籌資，一面致力於開發和行銷新產品，他們已設定了一年的期限讓產品上市。我後來拒絕加入他們，因為我曾在其他的“准企業家”身上，看過類似的情節，我很肯定這情節的結局為何。

他們是聰明的程式設計師、電腦軟體專家。我毫不懷疑他們能寫出便利使用者且可熱賣的文字處理程式。一進入該公司，我便嗅到成功、繁榮的氣味，在前座的女秘書，看起來年輕幹練，四個創始人西裝革履，地毯留著整齊劃一的吸塵痕跡，大型的影印機、碎紙機、郵戳機和辦公室電腦，一流，高級，一片蓬勃景象。

在會議室的橡木桌和舒適的皮椅上，他們躊躇滿志地訴說著，他們以及那些投資者將如何成為百萬富翁。他們計畫一面籌資，一面致力於開發和行銷新產品，他們已設定了一年的期限讓產品上市。我後來拒絕加入他們，因為我曾在其他的“准企業家”身上，看過類似的情節

我很肯定這情節的結局為何。

半年後，我再度應邀去訪，那時公司已有20個員工，正熱熱鬧鬧地工作著。產品即將完成，也已經為要來的商展印好了宣傳手冊。他們提供就業機會給當地社區，支付租金給房東，增加座車至6部，銀行裏有了25萬美元的資本。雖然他們尚未生產或賣出任何東西，但將迅速出擊，一切看好。

再過半年，我從他們的一位投資者口中得知他們公司關門了，那四位合夥人的薪水漲了四倍，而產品還沒來得及上市，公司已經用盡了現金。公司看起來光鮮亮麗而且穩固直到最後一天，所有員工僅給予24小時的離職通知。投資人賠盡了資本，因為他們在能財務獨立之前就先吸光了資產。

“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是天下太平直到最後斷糧之日，就在最後一日突然瓦解的另一種方式。以下這個美國企業家的故事頗引人入勝。

1917年，龐氏（Charles A．Ponzi）是個佛羅里達的串街油漆匠，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歐洲，其財政系統正在蹣跚學步，龐氏感到可以利用這種戰後財務混亂的機會，犧牲數千人的生計來成就自己為百萬富翁的夢想1919年，他遷居到波士頓並開了一家“證券交易公司”，他宣稱，該公司將購買法、德兩國的國際回郵優待券（此時兩國的貨幣嚴重貶值），再到美國以美元賣出，以此賺取美元與崩盤的法、德貨幣之價差。這樣的計畫，其實是行不通的，但龐氏和其初期投資者竟然都發財了。

龐氏以一個半月內即提供 50％的回收，招攬超過4000個波士頓市民的投資。這些剛開始的幾千人均得到如宣傳所言之優厚的利息：龐氏用新投資者的錢來支付舊投資者的利息。這些獲利的投資者口耳相傳地把這個快速發財的機會傳了開來。龐氏曾盛極一時地雇用數十個員工日以繼夜算著層疊如山的鈔票，不到半年就累積了1500萬美元以上。

在龐氏企業的全盛期，一家報紙甚至稱他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義大利人。他以不慣有的謙遜語氣回答說：“不對，還有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哥倫布及發明收音機的馬可尼。”但是後來波士頓報紙對他不利的報導，最後造成新投資者卻步，沒有新錢來支付舊投資者的利息，他把店門一關，帶著成千上萬個對他沒有懷疑心的投資人之畢生積蓄潛逃。

1996年阿爾巴尼亞也發生了類似的陰謀，幾乎使政府垮臺。四分之一以上的阿爾巴尼亞人把畢生積蓄投入由地方性犯罪組織所進行的數個大型龐氏騙局。阿爾巴尼亞總統貝裏沙說，當時認為這種事是自由市場的正常情形，政府不應介入資本主義的運作，因此未及時阻止它。雖然人民進行示威暴動，但終究無效，這些積蓄再也回不來了。

礦物燃料：初始資本或龐氏騙局？

這世界正依賴其儲存於礦物燃料（石油、煤、天然氣）的能量存款而生活與成長，這是像龐氏騙局或那家充滿希望的軟體公司的經營方式？我認為較像後者，不過二者的影子均存在。

地球礦物燃料的蘊含量是有限的，雖然對確實的數目有多種說法，無人否認限值的存在，而且我們相當清楚這限值的範圍。我們利用這些燃料來維持人口的成長，從發現石油與煤之前的5億左右到現在的60億。這些燃料使全球得以進行看來似乎重要的狂行，而這些狂行正造成世界環境與人類家庭永久性的改變。

燃料什麼時候用盡？

那些在近來興盛時期大撈一筆者可能認為他們存活的機會頗大，除非爆發全球性傳染病或核戰爭。他們也許是對的，甚至可以帶著一小部分人存活下去，就如在經濟盛景逐漸消失的社會所必然發生的狀況一樣。最後剩下來給較不幸的大多數人的食物和能源，就如同龐氏騙局和那家軟體公司的投資人所回收的一樣：一點點甚或零。那些軟體公司的人離開了公司，只要再找一份工作維生即可，但我們世界若用光了石油，可不能就關上門再找替代能源就好。

第一，數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燃料缺乏時，戰爭必然爆發（以後會再談此點）。

第二，替代能源尚未發展完全。
然而也有好消息：非礦物能源的確存在，其使用也在增加中；只是不幸的，普利策獎得主吉爾斯潘（Ross Gelbspan）（在其 1997年（（The Heat Is On》一書中）指出，美國石油和煤炭工業正積極而有效地阻礙那些科技發展。吉爾斯潘清楚地告訴我們，需強化替代方案的研發,如此，當石油枯竭時我們的孩子才有法可用。

我們能借成長把問題拋開嗎？
同時一些專家和經濟學家敦促我們“借成長把問題拋開”。1954年英國財政大臣巴特勒（R．A．Butler）首先提出這方案，他建議政府不應再設定某種成長目標，如建造多少房子或新鐵道，而只要注意維持3％的成長率。

他估計在此成長率下，到1980年每個英國人會比當時富有兩倍。根據愛爾蘭經濟學家杜思韋特（Richard Douthwaithe）在1989年的研究，事情的發展確如巴特勒所料，然而卻也發生了其他指標也成長兩倍的問題。在收入分佈金字塔頂端的人和最窮的人，其財富都增為兩倍了，意即本來一年賺1000萬英鎊者，現在賺2000萬；本來一年賺1000英鎊者，現在2000鎊。雖然後者的生活標準稍微有改善，但仍在赤貧中煎熬。杜思韋特說，在此過程中，發生了“社會及環境災禍”，犯罪率增加八倍，失業也增加了，慢性病和精神疾病躥升，離婚率激增。這些效應都先被杜思韋特預測，然後被歷史證實。

美國的生活狀況也同樣地江河日下，平均每天有10萬個兒童帶槍到學校，40個兒童多因意外而在槍下喪命或受傷。

最近看到一個汽車保險杆上的貼紙說：“武裝的社會是有禮貌的社會”，不知他是否認為今日的學校比上一代有禮？而且，穩定家庭的美夢已被單親兒童的事實所取代，美國一半以上的兒童是單親兒童。

環顧世界，我們發現，快速成長正繃緊每個國家，而遭受最大痛苦的，通常是沒有分享到社會上流所把持的權勢與財富者（無論社會上流是指企業、政府或軍方）。

科技，如果有任何作用的話，便是加速這個過程。例如，20世紀初，所有戰爭90％的死傷都是軍人，而在世紀末，由於遙控高科技武器（可以更有效地殺人並使士兵免于直接戰鬥）以及許多高效能武器的發展，軍民死傷比例正好相反：所有戰爭90％的死者為老百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000萬以上的人死於戰亂．而在可確認的82場戰爭中，79場為老百姓死傷最重的內戰。

而且，大多數的戰爭都因爭取資源的控制權而起，如林地、農地、石油、煤與礦產。

在1997年9月25日於香港舉行的各國中央銀行會議上，世界銀行總裁沃爾芬森（James D. Wolfensohn）指出，30億以上的人，即地球一半以上的人，或者說1800年世界人口的三倍整，在每日不到2美元維生的狀況下掙扎。他說：“我們活在定時炸彈之中，除非現在有所因應，否則這炸彈可能就爆炸在我們孩子面前。”約在同時，在華盛頓的人口研究院發表了一篇報告，說明82個國家（超過世界國家的半數）已經陷入危險，糧食生產不足，也無力輸入足夠的糧食來養活人民。

古老疾病再現

我們這個人口密集的世界並非僅面臨戰爭、貧窮與饑餓的威脅，許多科學家對由高人口密度與快速流動率所引起的流行病之潛能，感到憂心忡忡。1997年8月21日，美聯社報導，香港一位元三歲男孩在一周前死於一種從未在人類身上見過的流行性感冒。這種流行性感冒（與曾在1918年導致全球2000萬人死亡的流行性感冒一樣）顯然從某種鳥類躍過物種間的藩籬是致命的，而且這種被美國和荷蘭實驗室鑒定為H4N1—A型的流行性感冒，尚無疫苗可用。

美聯社在隔一天又報導，一位元密歇根居民感染了一種常見的葡萄球菌之新菌種，它能抵抗所有的抗生素，包括最新最強的抗生素。在亞特蘭大疾病控制中心的醫藥流行病學家賈維斯博士針對此事指出，殺人細菌的生物定時炸彈已經開始計時。

三天后，華爾街日報報導了在新澤西發生的第二個病例；此後，該病已蔓延全美。

《聖經》中曾提到“癆病”，這是肺結核以前最常用的名稱。

癆病？一些人也許會斥之為大驚小怪，畢竟最近在美國報紙頭條或電視均不見肺結核之名。但是，請看以下有關肺結核駭人聽聞的實際情形：

美國最近的一份官方報告指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肺結核名列今日全球傳染性疾病中成人的頭號殺手。由於憂心肺結核流行的程度，WHO於1993年4月宣告肺結核是‘全球緊急事件’，這種宣告在WHO史無前例。”

這份報告再深入說：“每一個時鐘滴答聲，就有一個人新感染肺結核，一秒一個新病例，世界人口整整三分之一已感染了肺結核（有5％到10％的患者會變成重度病患，極具傳染性）。每年因肺結核而死的成人比愛滋病、瘧疾和熱帶疾病的總和還多。”

肺結核的問題之一是易於傳播，如美國健康與人民服務部指出：“肺結核不像愛滋病，而比較像一般感冒，經由空氣和不經意的接觸傳播。當患者咳嗽、打噴嚏、說話、吐痰時，肺結核桿菌就從肺部排出至外界，可以停留數小時等待別人再度吸入。”若不加以治療，開放性患者一年會感染10至15人。

科學救不了我們嗎？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其實要為這個問題負大部分責任。就在肺結核於全球，特別是高人口密度的發展中國家快速傳播開來的同時，由於藥物的濫用而出現一種可說無藥可治的新型肺結核。

名為“多重抗藥菌種”的這些肺結核菌幾乎總是使人痛苦而死。如美國健康與人民服務部指出，“有些多重抗藥菌種是無藥可治的，他們迅速傳播全世界的能力令人憂心，雖然缺乏資料，研究人員估計，超過5000萬人已感染了至少抗拒一種常用肺結核藥的肺結核菌”。

你是否認為這是第三世界的問題？

在權威的科學雜誌《自然》上的二篇論文指出，肺結核正傳遍美國，在紐約市和洛杉磯尤其危險。談論胸腔外科的醫學雜誌《Chest》指出，美國約自1984年前開始了“肺結核下降趨勢之驚人反轉”，過去十年間，HIV和肺結核在許多大都市的罹患率已上升到“流行”的程度，在曼哈頓的Bellevue醫院，多重抗藥菌種肺結核在1991年的病例和之前20年任一年比較，增加了7倍。

當然，這只是一種疾病，其他尚包括腦炎、1918年致命流行感冒的重現、毀滅美國東岸河道和海口的 Pfisteria piscicida，以及其他數十種病。

甚至有傳染性蛋白質的問題（所謂的prions），一位科學家因此發現而於1997年獲諾貝爾獎。除了他們所發現的1980年代英國的瘋牛病（Mad Cow Disease），其實還有許多其他在飼養動物和全球人口中迅速蔓延的傳染性蛋白質。即使面對這許多由我們爆炸性成長造成的災禍與潛在危險之證據時，那些建議考慮放慢成長腳步者仍被叱喝為勒德分子（ Luddites），或環境激進分子或對基礎經濟學之無知…或甚至反成長，就好像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更多的成長。

不過，那些叱喝，主要來自於那些站在財富金字塔頂端、快使地球窒息的人。

我們可能沒有看見或聽見事實

另一個認為天下太平的原因是，整體而言，美國人對世界其他地方之事所知甚少。美國發明的《世界年鑒與事實的書》竟未把饑荒列入，倒是涵蓋了極廣的美國廣告廠商、美國大學校長、美國影星、美國國會議員和美國運動員。

世上最強盛的國家，有著最大的傳播媒體，怎麼會如此無知？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美國電視新聞很少深入報導國際事件，但對所謂“熱門”故事趨之若騖，例如辛普森（O．J．Simpson）的審判，因其吸引觀眾才能提高廣告收益。商業電視，包括電視新聞，畢竟要在商言商，這些人的薪水都來自廣告，而沒有觀眾就沒有廣告，正如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曾說，“美國之事就是商業”。

不幸地，今日大型跨國企業通常站在全球環境破壞的最前線，而有四家列名美國一百強的企業擁有播放晚間新聞的電視網，這是美國人為何如此無知之不可忽視的部分原因。對這些企業而言，報導新聞只不過是一件商業行為，多數新聞消費者忘記了，報紙和電視是從確保銷售率或吸引廣告客戶的角度去報導新聞，因為這樣才能提升廣告收入，即利潤。報導真實之為公眾著想的角度常因商業考量而坐冷板凳，談商業才能賺錢。

商業考量也許能為他們賺錢，但對我們而言，卻非一種獲知事實的可靠方式。

在新聞之處的節目中，媒體所展示給我們的，也只是個理想化的而非真實的生活。例如，在情景喜劇和其他節目中很少看到無家可歸的遊民，但其實美國一些地區的情況，慢慢開始與遍地窮人的孟買有些相像。

注釋：
龐氏騙局（Ponzi Scheme），指騙人向虛設的企業投資，以後來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者以誘使更多人上當。

勒德分子，1811年至 1816年英國手工業工人中參加搗毀機器運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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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陽光的最後餘暉-搶救地球資源
作者：ThomHartmann,NealeDonald
譯者：馬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