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想生小孩，這問題並非枝微末節，生育是一種以慾望為名的強迫規定。儘管女性看似已擁有自由選擇權，但這些壓迫依舊不斷落在女性身上。

「這壓力模糊難辨，不由分說地強迫女性成為母親，這壓力不再是從前那種命令她們增產報國的粗暴形式，而是採取一種心理學的戰術：每個女人內心深處都藏著一股想要小孩的慾望，因此生小孩是實現她的渴求，擔保她的幸福喜悅。（…）於是，要求女性為國家盡義務的愛國言論變成一種嘉獎，褒揚女性渴望成為人母。」在一篇引人入勝的相關研究當中，社會學家夏洛特，德柏斯特與伊蓮-露西：荷特佐格表示。

換句話說，人們不問女性「是否」要生小孩（反正這件事天經地義），而是問她們「何時」要生。這算是提醒她們守規矩，但一切都非常隱晦，這些問句看似不經意地出現在日常對話中、在咖啡機旁，或在家族聚會上。』

『成為人母的權利，也是女性主義的議題之一。

⋯⋯桑德琳．恩格裘，這名非裔女子自二〇一四年開始因不孕症而求診，（...）她以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待這個過程。等待捐卵的期間，她開始思考自己為何想要小孩，並開始被社會運動吸引，探討生殖的正義問題，因而發現黑人女性在人工受孕相關議題上是被媒體與體制視而不見的，（...）二〇一六年，她的媒體寶寶誕生了：「讓我得卵吧」（Ovocyte-moi），企求藉此在黑人社群中提供一個關於不孕症的對話空間；藉此，她希望能使捐卵的重要性更被重視；藉此，她也想提醒大家：生育對許多女性而言，仍舊是一場戰役，在這方面並非每位女性都是平等的。』

同時包含跨性別人士、身心障礙者、體重過重、年紀未滿二十歲或年過四十的「高齡產婦」都被視為規範之外的母親甚至「非女性」。

爬梳歷史，『十九世紀末，第一波女性主義浪潮的女性投票權擁護者們，儘管不再全然以母親身分自居，但她們使得母職更受重視。當時，確實存在一股自由選擇母職的女性主義浪潮，要求讓女性有權選擇是否成為母親，但這股浪潮被母性女性主義的擁護者取代，她們爭取的是母親們的社會福利（...）

第二波女性主義風起雲湧時，母職議題再度被搬上檯面——然而這一次，是為了將它連根拔除。墮胎、避孕——六〇至七O年代的法國，婦女運動頑強奮戰，爭取身體自主權、性解放，不再忍受妊娠之苦，不用再被關在家裡。那個年代，大家讀的是西蒙波娃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二性》，在這本劃時代的著作中，波娃嚴加批判所謂的母性本能並質疑母職，她在其中只看見女性們的放棄與屈從，（...）歷史的飄刺之處在於，波娃如此痛斥母性，她自己卻在今日被視為法國女性主義之母。』

『第二波女性主義到達顛峰時，母職議題是被排除在外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之後的幾十年，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新論戰：一九八〇年代的工作續議題，一九九〇年代的家庭議題、二〇〇〇年代的性別議題……然而，就是沒有母職議題。（...）

二〇一七年底，超過幾百萬名女性掀起#MeToo運動的同時，另一波女性主義聲浪亦正在浮出水面——母親們的吶喊。她們讓這些議題不僅只侷限於母親的世界，而是用強而有力的方式，讓它成為整個女性主義必須面對的議題。

許多女性告訴我，她們的女性主義意識是因為成為母親而被喚醒。』

『母職議題如今已是女性主義的強力催化劑。因為對於在兩性平權理想與婦女解放言論中成長的這一代人來說，成為母親就是幻滅的時刻。那些原本以為她的伴侶關係非常平等的媽媽；那些原本以為可以兼顧家庭的職業婦女；那些成長於號稱重視母親的社會、但社會卻棄她不顧、讓她自生自滅的女性。媽媽們挺身反抗這一切，她們絲毫不願屈從他人指派給她們的命運。

如今，母職議題成為她們的戰場，她們頑強抵抗、顛覆體制。簡而言之，這是一場女性主義的抗戰。』

第2部

『

我的身體被剝奪了、生孩子之前的人生被剝奪了、我的身分被剝奪了，就這麼簡單。我的身體是母親的身體。

關於母職，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只看見它的耀眼神話，而其中的兩難、矛盾與種種困難之處，我們直到身處現場才會察覺。或許是我們自己不想知道、不想看見這件事的黑暗面，然而無論我們是不是刻意，我們的盲目都是源自這個不重視母親的盲目社會，社會並不在意媽媽們經歷了什麼、說了什麼、需要什麼、選擇什麼。

我們沒那麼天真，我們知道自己並非首例，我們知道先前的女性主義前輩早已挺身爭取媽媽們的權益。

』

二〇〇九年，專研身體地理學的學者安妮·符納（Anne Fournand）針對孕婦身體在公共空間的地理特質展開一項研究，她的研究顯示孕婦在懷孕期間漸漸退回她們的私人空間，不再現身於諸多公共場域——街上、餐廳、商店、公園、娛樂場所等等。

符納認為這是一道「驅逐程序」，將孕婦逐出公共空間。她的結論是：「孕期是女性一生中非常特殊的時期，此時她的身體並不真的屬於她，而社會禁止她做許多事情，這些禁令有時是互相矛盾的：妳必須出門，但不能太常出門，也不可以去有二手菸的地方，妳可以跳舞，但不能跳得太用力；妳必須動動身體，但不能做運動，諸如此類。這些女性因此必須重新調整她們的公共空間地盤，只能出入一些被認為適合她們狀態的場所。」

在社會強制人們對懷孕（尤其懷孕初期）抱持沉默的同時，懷孕初期的女性完全不被納入考量，儘管懷孕初期是最令人擔憂也最容易流產的時期，但它卻是當局最不重視的時期。

因此直到妳照完「懷孕三個月的超音波」，行政機關會認可妳正式懷孕了，而在這之前，茱蒂絲·雅岡（Judith Aquien）提醒我們，百分之八十五的孕婦苦於孕吐，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的孕婦則因為睏意而倒地不起，但她們既無法更改工作型態，也沒人協助治療，只能獨自緊牙關。

「強迫孕婦沉默的結果是整個社會所樂見的：既然沒人講出來，就沒人真的知道有這樣的事，也不知道這件事在女性們的人生經驗中占了多大比重。既然如此，就毫無必要研發真正能夠緩解孕吐的藥物，不需要設立資金來針對流產進行相關研究，也不需要為流產孕婦設置特別的諮商輔導單位⋯⋯」

長期以來，分娩議題容易造成意見分歧，因此成為死角。然，作者強調分娩必成為首要議題，因為對許多女性而言，分娩是她們蛻變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契機。

作者主張擁護每一位孕婦的選擇，使所有產婦用她們希望的方式生產、允許女性居家生產，並鼓勵多與醫護人員對話、發問，並說出自己的希望。

婦運人士作家伊菈娜． 魏茲曼（Ilana Weizman）這樣告訴我，她「毫無困難地以母親身分投身女性主義」。

伊菈娜，魏茲曼表示，產後的身體違反主流社會強迫女性必須遵守的美麗規則。「這樣的身體嘲弄了父權體制強加的理想美感，要求一名女性要纖瘦、緊繳、她的身體要能夠藏住所有污物，才能被認定是有魅力的漂亮女子。然而，產後的身體幾乎完全與此相反：一團亂、鬆弛、浮腫，她們身上有裂口、凹凸不平、有妊娠紋，還有很多液體⋯⋯它確實與人們預設的女性身體完全相反。」她這樣解釋。

換句話說，產後的身體，即是政治的身體。不僅因為它違背社會的審美觀，也因為它觸及另一道禁忌：年邁的身體。

社會將母親的困境視為病症。

然而媽媽們的困境，以及令人無從置喙度產後憂鬱症，其原因不只是精神脆弱、情緒障礙、賀爾蒙錯亂，女性在母職中被迫演出的角色也是原因之一。

以此作為博士論文研究主題的社會學者黛博拉，紀伊（Déborah Guy）強調，社會期待對母親們的精神健康是一種沉重負荷：「『必須成為母親』這件事，不僅要求女性生育，還要求她們如果要生，就必須保證孩子會在最好的物質環境條件與人際關係之中成長。這項規定也強迫她們必須轉變、必須創立與自己和他人的新關係，而且必須很開心、很冷靜地扛下這一切。」

第3部

如果認真找的話，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確實完美平等分工的異性戀伴侶。但是統計數字不容妥協，統計數字確實顯示，目前女性承擔大約三分之二的家務工作——女性承擔的是最卑微不討好的工作。

自七O年代以來，學界的唯物派女性主義學者，譬如克莉絲汀．戴爾菲（Christine Delphy）以及柯里特·圭洛敏（Colette Guillaumin），便已針對導致家務工作分配不均的社會關係進行分析。

女性之所以受苦，是因為她們是體制的受害者、是被指派從事家務勞動的社會團體（她們被指派的工作，更廣義來說是某些人稱為「生殖工作」的勞動）。而且，隱藏在「家務分配不均」這問題背後的，是女性在家務方面遭受剝削的事實，她們的（無支薪）勞動成果由男性受惠。此外，上述情形並不僅限於有小孩的伴侶。

身為女性主義者，尤其是重視社會正義的女性主義者，將家務交給他人會有道德上的疑慮。因為這些累人、低薪又讓人瞧不起的工作，從事者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幫傭）都是女性、貧困的女性，很多是移民或有色人種。因此無論雇主的意願如何，雇用一名「幫傭」都是在複製我們社會中的性別、階殺與種族之間的宰制與剝削關係。

事實上，這些女性必須迴避兩種困境：首先，是和家務有關的伴侶糾紛；另外，是雇用一名地位較低的人士可能面對的權力關係。

專攻性別研究的社會心理學家帕絲卡•莫妮里葉（Pascale Molinier）著手研究這項「女性主義者的盲點」⋯⋯轉包一部分家務的時候，這些女性取得了一些個人利益，也就是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像男性一樣，「然而，將家務轉包給地位更低的女性來讓自己從中解放，這樣無法改變女性遭受剝削的整體結構。」帕絲卡．莫妮里葉提醒我們。這麼做的同時，她們也加強了家務工作屬於特定性別、特定種族的既定刻板印象。

作者再次提醒：並不是女人把她的工作轉包出去，而是「男人與女人」一起把他們的工作轉包出去。

比媽媽的矛盾情感更禁忌的主題，是媽媽的後悔。打破沉默的人，正是以色列社會學家奧爾娜，多娜絲（Orna Donath），她在二〇一五年出版《後悔當媽媽》（Le Regrer d'ême mère。這份社會學調查報告的主題，至今仍是難言之事，甚至可說是驚世駭俗：某些女性後悔成為媽媽。這和媽媽的矛盾情感是不同的。

後悔不是矛盾、不是憂鬱，也不是所謂的缺乏母愛。「有時人們無法理解問題不在我兒子身上。我對兒子的愛是沒有止盡的，我可以毫不猶豫為了他而死。讓我後悔的不是我的小孩，而是我扮演的母親角色、是母職在我們這個社會所代表的一切：妳應該做出的犧牲、永遠不能休息、無止無休的緊張與責任、置身於性別的刻板角色之中。我後悔的是上述種種沉重的壓力——有時，這壓力甚至是我們自己給的。」雅絲特麗德（Astrid）這樣說。

嗯，（摘要）怎麼停在這裡⋯⋯從我的摘要應該可以很輕易看出我與母親這個身分認同的疏離，但這本書其實是非常積極地去肯定母職、突破刻板印象和各種（壞）習慣，也提出了在個人層次與社會層次實踐的建議。

不過我也以最近重新讀起的《第二性》回應一下，第一部「天生命定」中，說明女性受制於出生指定性別及被賦予「母職」之使命。這背後包含了波娃對「母職」或「女性選擇（屈就於）母職」的批評——這是否會導致一種在女性群體內部或「性別運動社群」內部的鄙視鏈？

Aurélia Blanc也是這麼寫的，這大概也是本書成立的動機之一。在序中Blanc提到自己「在生了孩子之後，我終究落入男女不平等的陷阱，但在這之前我是得以抗拒它的（⋯⋯）母親這角色，簡直像不得不與女性主義分道揚鑣。」

而且「婦運組織不太重視媽媽們的困境。她們在社運圈中仍然是備受指責的媽媽。」（284-285）於是Blanc主張「衝撞社運空間放逐母親的（壞）習慣」，嗯，所以該怎麼做才好？

很喜歡作者提到「參與媒體的媽媽們，如今不只揭露母職隱藏的黑暗面，亦致力改變好媽媽的刻板印象，抨擊它的霸權主義。」

但跳脫特權階級好手好腳白人異性戀媽媽形象，將焦點轉移至更易被忽視、更為邊緣的，遭受種族歧視的媽媽、女同志媽媽、跨性別媽媽、貧困的媽媽、單身媽媽、患有神經病變或身心障礙的媽媽，擴展母職的範疇該有多麼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