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問題一點也不新奇；也早有各式各樣的解答，數不勝數；不過男人就這幾個問題論證自己理所當然擁有優勢時，我們只要舉出女人是「他者」便可以將之一一駁倒；男人的論證明顯都是以男性自己的利益為立場。十七世紀一位鮮為人知的女性主義者普蘭．德．拉．巴爾表示：「男人筆下寫女人的文字都要存疑，因為他們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無論在何處、在哪個時期，男人總覺得自己是在天地萬物問居首位的王，並因而志得意滿。猶太男人在晨禱時說：「感謝上帝我們的主、萬民之主，祂沒有將我造為女人。」而他們的妻子則態度順服，低聲禱告：「感謝上帝我們的主，祂依祂的旨意造了我。」柏拉圖感謝天神行了好事，他第一個特別要感謝的是使他生為自由人，而非奴隸，第二個要感謝的是使他生為男人，而非女人。

然而男人必須把他尊大的地位看做是建立在絕對、恆久的基礎上，他才能充分享受這項特權：這從他試圖讓男性霸權成為男人的一項權利便看得出來。德．拉．巴爾還說：「制訂法律、編撰法律的都是男人，他們採取的都是對自己的性別有利的立場，並且，法學家將法律規章轉化為不可變易的本原。」所有的立法者、教士、哲學家、作家、知識份子都熱中於論證女人的從屬性是上天的旨意，有益於人間社會。由男人隻手打造的宗教正反映了他們想要主宰的意圖：神話傳說中的夏娃、潘朵拉，讓男人有理由敵視女人。他們以哲學、神學為自己效勞，譬如前面引用的亞里斯多德、聖托馬的說法就是如此。

自古以來，嘲諷作家、教化作家都喜愛描繪女性的弱點，樂此不疲。我們知道，在法國文學史上有幾位作家曾經繳烈攻許女人，譬如二十世紀的蒙特朗便承襲了十三世紀詩人尚·德·孟格的傳統，雖然格局氣魄相對有限。男人對女人的敵意有時似乎有根據，但更常是無的放矢；事實上，在這敵意中或多或少隱藏了男人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擁有特權的心理，只是隱藏得不太高明。蒙田說：「指出女人的種種不是，比為男人辯解容易多了。」在某些事例中，這種貶抑女人以鞏固男性權利的手段很明顯。

以下就有兩個讓人訝異的例子，譬如在古羅馬，當家庭關係變得脆弱，女人威脅到男性繼承人的權益時，古羅馬律法便援引女人是「愚蠢又軟弱的性別」為藉口，限制女人的權利。又譬如在十六世紀，法律上承認未婚女子有權利管理自己的產業，而為了讓女人在結婚後成為被監護人，好讓丈夫可以自由支配她的產業，便訴諸聖奧古斯丁的權威，引他的話說：「女人是既沒有農場又沒有欄舍的牲畜。」蒙田非常能體會加諸女人的不公與專橫，他表示：「女人拒絕接受由男人制訂的社會生活準則，她們一點也沒錯，這些準則她們從來無權置隊。這也難條女人會和我們明爭暗鬥。」可是蒙田並沒有進一步讓自己成為女人的保護者。一直要到十八世紀，某些有深層民主思想的男士才能客觀看待這個問題。

當中，尤其以狄德羅最執著於闡述女人和男人一樣都是人類。稍晚，十九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穆勒也曾激昂地為女性提出辯護。不過在歷史上，像這樣立場公正的思想家非常罕見。

到了十九世紀，以女性為議題的論戰又成為各擁門戶的派閥之爭；工業革命帶來的結果之一是，女人終於加入了生產勞動：在這時期，女性權益的議題走出理論的範疇，進而在經濟的場域找到新陣地；反對女性主義的人士在這時反而態度激烈；儘管中產階級在土地資產方面占的優勢已經大不如前，他們還是緊緊攀附著老舊的倫理觀念，認為家庭關係穩固才能保障私人產業：中產階級人士宣稱，婦女解放已經構成實質的威脅，危及家庭，他們要求女人回到家庭的呼聲愈來愈高亢；甚至在工人階級，男人也試著制止婦女的解放，理由是女人在他們眼中是危險的競爭者，尤其是女人向來工資低廉，對男人威脅更大（注九）。為了證明女人生性低劣，當時的反女性主義者不僅像以前一樣借助宗教、哲學、神學之力，還援引科學做為立論根據，像是生物學、實驗心理學等等。

同時還更進一步希望與另一個性別建立「在差別之中維持平等」的假平等。這種做法讓男性占盡便宜。這完全和應用在美國黑人身上的種族隔離政策，所謂「吉姆·克勞法」（注十）如出一轍；這種假稱平等的隔離政策，引來的其實是極端的不公平待遇。這同時發在女性和黑人身上，一點也不是巧合。不管被貶為低劣的是一個種族、一個社會階級、一個社會階屬，或是一個性別，自以為高等的人士這種貶抑他人，以護衛自己地位的手段都是一樣的。「永恆的女性」之說其實也就和「黑靈魂」、和「猶太人特性」互相應合。

整體來說，猶太人的問題和女人、黑人的問題有很大的不同：對反猶人士來說，猶太人不是生性低劣，而是他們將猶太人視為敵人，他們不承認猶太人在這世界上有屬於他們的位置；反猶人士寧可徹底殲滅猶太人。不過在女人和黑人之間的對應關係則非常密切；目前，這兩者都要從同一種父權思想中解放出來，而原有的主宰階層想要將他們留置在「他們的位置」上，也就是在主宰階層為他們選定的位置上；在這兩種情況下，主宰階層會多少發自內心的滿口頌讚「好黑人」的美德是天真無邪、孩子氣、滿臉笑容，是做個順服的黑人，而「真正的女人」的美德是，膚淺、稚氣、沒責任感，做個只對男人事事順服的女人。在這兩種情況下，主宰階層都以自己一手造成的女人、黑人的處境，來論證他們生性低劣。

我們都聽說過蕭伯納的俏皮話，他說：「美國白人將黑人貶到擦鞋匠的地位，然後就此下結論說，黑人除了擦皮註什麼也不會。」我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類似這種惡性的循環論證：當一個個體，或是一個群體的處境低人一等，他們在事實上的確是低人一等；不過在這句子中特別要釐清的是是這個動詞；只有別有居心的人會賦予它實質的價值，認為它包含在本質中，而其實這個字具有黑格爾思想中所謂「動態」的涵義：是是「變成的」，呈現出來的樣貌就是被塑造出來的結果；沒錯，整體而言，女人目前是比男人低一等，也就是說女人的處境限制了她們的可能性；但問題在於，這樣的狀況是否應該持續下去。// （P57-60）

*注十：「吉姆·克勞法」，是美國一八七六年到一九六五年間在南方各州執行的法規，對有色人種採行隔離政策，強制不同種族必須使用不同的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共運輸、電話亭），以及黑人不准與白人通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