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中，導演表示「觀眾最大」，所以大家可以隨時舉手提問，她也準備了投影片來介紹電影製作、考證的過程，角色的原型與詮釋，以及她對這部作品的態度與理念。

以下筆記與投影片／講者的順序不同，小標題什麼是我自己加的。

1. 人物

1-1. 設定與原型

導演希望三名女主角能反映台灣當下受難的不同族群，因此幾個角色的設定盡量不重疊。

余杏惠（杏子）是高中生，她不知道自己為何被抓，和其它角色相較，她可說是一張白紙。她的原型之一是十八歲入獄的張常美，但張常美被關押的時間比她更長很多。

嚴水霞（嚴桑）的原型取自當代的左派年輕知識份子，包括傅如芝等人；和杏子不同，她是年輕的母親。導演提及，當代的女性受難者有高比例為職業婦女，而那個年代的女性職業多為教師、護理師。選擇將嚴桑設定成護理士的理由有三，一是《返校》先前已經描繪校園中的白色恐怖、有教師的角色出現；二是，歷史上，馬偕護理士出身的思想犯還不少；三是，導演在閱讀史料時讀到，被關押在綠島的醫師、護理士救治病患時是「不分敵我」的，這種職業的情操令她動容。

陳萍則是來自山東煙台的流亡學生。

《流麻溝十五號》原作的採訪對象都是本省人，但在白色恐怖中，外省人受害的比例其實更高；電影中拍出了陳萍為保護妹妹而自首為共產黨的畫面，當時有女學生倒在海灘上衣衫不整、奄奄一息，那是導演含蓄的處理。在史實的七一三事件中，反抗的男學生被綁在麻袋中投入海中，女學生則被趴光衣服放在礁石上曝曬、示眾。

她的故事也參照了「新生之花」（導演刻意隱去其姓名），那名女性本是學生，美貌、擅長跳舞，出獄後與軍官結婚；後來，她到美國讀書，兩年就取得化學博士學位，從此只在解嚴後回台數天，終老美國。

1-2. 形象詮釋

由於故事背景，人物在衣著、造型上無法做出太大的區隔，因此導演給三名女主角設定了不同的意象，作為角色的中心。

余杏惠是「流」，她是一張白紙，在濃霧中觀察、探索；
陳萍是「潛」，在重重壓力下掙取小小的自由，窒息感卻如影隨形；
嚴水霞則是不屈的玉山圓柏，在陡峭的高處生長，不因苦難動搖。

2. 製作過程

2-1. 考證（照片、史料採集的障礙）

由於題材的高度爭議性，導演與製作團隊在開演前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考證，閱讀史料、蒐集照片，再從其中提煉素材。

投影片上展示了許多黑白照片，有在綠島拍攝的實景，也有當時總統一家釋出的宣傳照；導演曾看過蔣介石用來批示「嚴加複審」的筆，於是便有了電影中蔣介石隨手抓起孫子的色筆批示公文的一幕。

電影中軍官、思想犯與當地少女的三角戀也有原型，是「綠島百合」的故事。

當然，也有不完全重現的部分──當時的照片顯示綠島居民經常坦胸露背，不分男女。導演衡量下希望學生可以接觸這部電影，不希望電影因此變成限制級，因此只是讓「居民」穿衣時較為隨意，不扣釦子。

2-2. 重現（布景與口音）

由於當地的遺址有限，電影中的場景多半是製作團隊搭成的。

故事時間設定於 1953 年的「綠島再叛亂案」，軍官、獄卒與囚犯皆有不同省籍背景的設定，台灣的知識份子則會以日語溝通；他們在公共場合、與人溝通時說帶鄉音的國語（官話），私底下可能就用家鄉的語言溝通。因此，演員不只在拍攝前接受口音的培訓，不同口音的老師也在拍攝時隨時在線 stand by，以因應現場的表演、即興的需要。

2-3. 軼事（演員阿嬤、燕子洞）

問答中有觀眾問起演員被倒掛刑求的一幕是如何拍攝，導演解釋當下有用鋼絲分散受力、減少演員的不適（當然還是很不舒服），也提到一件插曲→

由於燕子洞在白色恐怖時期是刑求地點，那裏一向有許多鬼氣森森的傳說。在拍攝嚴水霞受刑的過程中，有一幕是她被士兵推倒、跪地，拍完後，導演詢問演員徐麗雯女士為何不將背挺直，調整到比較舒服的姿勢。

演員：後面士兵一直壓我，我要怎麼挺起來？
導演：他沒有壓你啊？他推完你就退後一步、立正站好了
演員：他有壓，是我在演，我最清楚
導演：不然我們來看 monitor
攝影師：我們不要談這個，趕快拍一拍趕快離開這裡好不好？

但導演說，她相信那裏即使有鬼魂也是善意的。

此外，導演向我們分享，電影中飾演分隊長的演員在回台時曾經將片場照片給自己的阿嬤看，結果阿嬤看了一愣，「你們怎麼做的那麼像？」
他追問之下，才知道阿嬤年輕時也被抓到綠島關押過。「你怎麼不告訴我們？」
「連你阿公都不知道。」

這件軼事反映了採集女性思想犯史料的困難。如前文提到被關押於綠島的女性政治犯中有許多學生，對她們（與家人）而言，這段經歷是「見不得人」的；像杏子那種關兩、三年出獄的案例，家人往往耳提面命，讓全家人閉口不談，以免影響婚嫁，相關的文件也經常為此銷毀。結果，這些女性政治犯在解嚴後也更難索求賠償，許多當事人更因此拒絕受訪；相較下，男性政治犯就沒有這重顧忌。

3. 理念與視角

我認為，導演在整場座談會的第一個問題和最後一個問題很能說明她的理念。

3-1.

全場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電影最後，那些「死掉的人又活過來了」？

導演回答，當然，那個畫面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政治監獄，加害者（如羅幹事）和受害者（女犯們）不會在綠島相遇。她也不想要只用二元對立、加害者與受害者來界定每個角色。
最後一幕那是他們原來可以有的模樣，漂亮、開心，昭娣的孩子喊羅幹事「乾媽」；如果不是身在那樣的時代與背景下，她們是可以相處的，這才是她們原本的樣子。
但這一切無法存在，身為作者，那是導演心中最大的遺憾。

3-2. 創傷與憤怒

最後一個觀眾的問題，則是導演如何處理創傷（和替代性創傷）。

導演回答，她讀史料時自然會憤怒，但人們即使理解，也不會同情罵街的潑婦，所以她必須先消化掉憂傷與憤怒、弭平創傷，才能好好說故事。這也是她帶領團隊的方式，因為他們在做功課時一定會經歷同樣的情緒。
她希望大家會因為這部電影興起公義之情，但她也希望這些後續效應是溫暖、感動的。她認為女性視角可以避免憤怒、灑狗血的套路，放大這些女性間彼此扶持的部分，這才會帶給我們力量，讓創傷癒合。我們看見老一輩的人在如此的苦難下活出尊嚴，看到人性的光輝、人們內心的良善，這才是最珍貴的。
「我必須自己這樣看，才能把看法灌輸給別人；我也花了許多說服的工作，確保電影拍出來是我要的樣子。剪接也是我自己來，不是我愛管閒事，而是我要確保貫徹理念，貫徹創作的初衷。」

───

以下不是筆記，是我的一點感想和碎碎念

在座談過程中，我可以感覺到導演對那段歷史、那些當事人的感情，以及她在處理題材上的努力。她知道這個題材的爭議性，也不想讓作品流於煽情、洩憤，因此力求考證確實，電影本身則處理得較為內斂；儘管如此，她說到「綠島百合」的故事時微微哽咽，談及她去看蔣中正批示公文的筆時則流露出憤怒。

我先前二刷《流麻溝十五號》時是參加給大學生的講座／觀影會，當時主講人是楊翠教授，投影片的最後，她也談到《返校》──《返校》的問題是「你為什麼不記得」，而韓國白色恐怖電影問的是「你為什麼不行動」？

但我們還沒有走到那裏。

聽到導演說不想要電影流於洩恨時，我心裡「喀噔」了一下，因為我阿公當初有去電影院看這部電影。他說製作團隊很厲害，那些不同口音的表演讓他一瞬間回到學生時代，當時來自外省的同學就是那樣說話；但他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離場了，因為，「我們都已經有這種電影了，為什麼國民黨還沒有倒？」

歷史通識課上助教帶我們討論長輩是否提過和蔣家有關的回憶，那時候我分享阿嬤回憶當年她們幫蔣總統「祝壽」的活動，「還要捧壽桃咧」。討論結束後，我才忽然想起，我忘了更重要的──我的伯公、我阿公的大哥求學時，有人在廁所塗寫「打倒蔣光頭」，學校交出了筆跡相似的學生名單，憲兵半夜來把人帶走。那幾個月，他們的母親經常哭泣，四處塞錢、託人打聽，過了好幾個月才知道兒子被帶去了哪裡。後來，萬幸人有回來。

我也記得《流麻溝十五號》剛上映時，有人嫌那個刺青的小兵的故事太煽情。很煽情嗎？我的大姑婆和外省人結婚，那位 tiūnn-kong 就是莫名其妙被拉去從軍的，莫名其妙地來了台灣。等解嚴以後，他回到故鄉，聽活下來的親戚說他媽媽當年在他失蹤時哭到瞎掉，沒幾年就過世了。

這些事情真的沒有那麼遠。

我還在思考要不要去看 8/31 的返校電影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