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成於八○年代末,戒嚴的結界逐漸消散,校園裡威權保守依舊,她似乎能安順長大。⋯⋯多年後她當了記者,重新補回那段歷史,校準時差,才發覺盡頭處若有光。」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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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記憶裡,也有一塊草坪,始終陰魂不散,不肯放過我。
一九八九年我仍未成年,第一次外宿,在中正紀念堂的一塊草坪上。那段經歷足以說明我與世界大事、他人苦難的脫節,以一種十足飄刺的效果。六月三日深夜橫跨六月四日清晨,臺灣聲援天安門晚會,一個國中女生才有藉口徹夜不歸,卻偷偷跑去迪斯可追星看演唱會。蹦跳結束,夜尚深沉,無處可去,我才來到廣場,前方架起大舞臺與北京斷斷續續連線,沉痛皺眉的臉孔,這麼多人還不想睡,我卻睏了,在遠離舞臺的角落,找一塊草坪睡去,寤寐之間,我依稀聽到臺上的司儀愈來愈激動,但我抵抗不了睡意如地心引力不斷下沉。醒來時,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已經結束。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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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上年年都辦六四晚會,三十年來臺灣主體意識成形穩固,中國情結日益淡化,廣場集會的人漸漸冷清。每年六月我來到廣場,總會在晚會過後,找到當年過夜的草坪。象徵威權的空間,即使將「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廣場」,草坪仍然野花不生,宛如軍人平頭被修剪得整整齊齊,三十年後躺上去,依舊馴順不扎人。
不只溫馴,草木無心,一如當年的我。⋯⋯
⋯⋯白天讀書的國中,晚上常將操場借出給黨外運動,放學時與這些潮浪般湧來,生毛帶角的狂飆客逆行,毫無意識我錯過臺灣街頭運動最精采的一段歷史,當代史埋入地下成為根莖,等它再破土發芽,是三十年後我當了記者,才將臺灣民主解嚴史一課一課補回來。採訪時遇見當時手持攝影機的綠色小組,核對記憶,驚呼連連:「原來當年我也在場!」一個女孩的童稚眼光,以身體感知記憶的個人小史,像一隻細小的銀魚,從大歷史的網篩空隙溜走。』
一九八六年秋
直到六十歲退休前,父親每日清晨即起,五點半出門,趕第一班交通車到桃園機場上班。那個年代不叫桃園機場,而是中正國際機場,一如各地都有的中正路,姊姊讀的升學名校,在中正紀念堂對面的中正國中,威權冠名如癌細胞滋長蔓生。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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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冬
綠色小組麻子記得林森北路那一場,戲院前掛著《回到未來》的巨幅電影看板。米高,福克斯飾演的十七歲高中生,意外搭上時光車,從一九八五年回到一九五五年,回到未來其實是回到三十年前的過去,他要證明自己真的是時空旅人,有人問他:「一九八五年的總統是誰?」他答:「雷根」。眾人為之譁然:「那個演員?怎麼可能!你胡說。」
一九八五年的美國電影一九八六年在臺灣上映,看板底下集結的人潮不為電影而來。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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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將整條街封起來,林正杰被群眾扛在肩上,人群裡有人喊衝,衝過警察設置的重重路障,一路衝往當時在中山南路、忠孝東路口的臺北市議會前,麻子在橋上拍攝,「戒嚴三十幾年,斃個社會醞釀到一個程度,尤其黨外雜誌一九八四年蓬勃起來,也兩年了,墊個社會像一鍋煮得快開的熱水,街頭狂飆就像最後一根柴,適時把水煮開。那時候還在摸索什麼是街頭運動,還沒有那種可以站上去講話的『戰車』,只是很簡單地把人扛在肩上⋯⋯」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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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夏
一九八七年五月,下課後去補習的途中,為了躲雨,我閃進信義路金石堂,在那個梅雨季節,一排羅曼史書櫃前,我的下腹第一次感受到不能對人言說的痙攣。我直挺挺地站著看書,以站著而非躺著,體驗一波又一波暖熱的慾望之潮,腿股之間在藍裙子底下微微顫抖。我的身體如此燥熱,臉上的表情卻依然冰冷。不能讓旁人察覺,務必控制臉部每一塊小肌肉,長成一副書呆子模樣的我最會假裝,將身體,將下半身隱形消失。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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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黃的書店燈光下,我的溼髮已乾,在費玉清的歌聲中,我並沒有嶄新的明天,晚安,晚安,再說一聲明天見,明天我還是那隻躺在缽裡細煮慢熬的紅燒免,升學主義下的祭品,「和其他斬碎的肉類混在一塊。」
金石堂書店隔壁,當年的鼎泰豐只是一家尋常小店,永康街也還未成為「商圈」,沒有芒果冰或豆花店。我對將要馳名海外的小籠包沒什麼印象,只記得店門口賣狀元糕的街邊攤販,小販熟練地將糯米粉填入官帽形狀的木製模具,再加入花生或芝麻餡料,表層再敷上一層白粉,放進蒸籠裡。同學間口耳相傳說大考前要買來吃,狀元糕出爐,掀開蓋子,煙霧迷濛旁人的眼。這盆地的溼氣,怎麼也蒸不散。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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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早春
噢,小心點啊——你就是吹一口氣,它也會破碎的!
玻璃那麼容易破碎,不論你怎樣小心。架子上東西一擁擠,就會有東西從上邊掉下來。
——田納西·威廉斯《玻璃動物園》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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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我找來劇本,劇作家說:「這場戲源於記憶,所以它缺乏真實性。記憶可以不受普遍形式的約束。它可以把某些瑣屑細節略而不談;而誇大其他細節,看那事物在記憶中的感情價值如何,因為記憶畢竟是心裡的事情。因此室內相當暗淡,充滿詩的氣氛。」
一九八八年初夏
母親的藏書不多,擺滿不了一個小書櫃,都是女性作家如琦君、廖玉蕙、劉靜娟、張曉風的散文,寫一些為人妻為人母的家隧題材,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突然來了一本《野火集》,同樣也是女作家,卻刺激得很,書中有一篇〈生了梅毒的母親〉,將臺灣比喻成母親,諸如「剝了皮的青山」、「像一身都長了癬,爛了毛的癩皮狗,更像遭受強暴的女人」的修辭方式都十分辛辣,我第一次知道散文可以寫強暴與梅毒,還有長癬潰爛的癩皮狗,而「梅毒」與「母親」居然並列,龍應台寫:「我的母親生了梅毒⋯⋯我既不願遗棄她,就必須正視她的梅毒,站起來洗清她發爛發臭的皮膚。」讀完《野火集》,我彷彿被打通任督二脈,覺得自己十足「前衛」,很想找人說一說。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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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不僅批評《野火集》,她還說,朱高正不是壞人,不是暴徒,遠遠不是新聞報導出來的那個樣子。怎麼可以幫失高正講話呢?我幾乎要跟小南翻臉。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政府總預算質詢,民進黨籍增額立委朱高正,突然像蚱蜢一樣跳上「神聖的」主席臺,震撼社會。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又是為了總預算質詢,朱高正再度魚躍上臺,推倒主席劉闊才,和趙少康等國民黨立委扭打起來,自此開飲臺灣國際馳名的立法院打架文化。晚上七點打開電視,臺視中視華視,清一色是衣冠「魔鬼」的囂張惡行。新聞不會報導,很長一段時期歷史書裡也不會教,「國會第一拳」朱高正對臺灣初期民主進程有其貢獻。北半球的蝴蝶輕輕揮動翅膀所引起的微弱氣旋,是南半球暴風雪的前身,朱高正揮動雙臂,擾動一灘不流動的死水,能要所及,讓大陸時期所選出的萬年老國代退職,一九九一年國會全面改選。
一九九四年
《愛情萬歲》片尾著名的長鏡頭,楊貴媚走在甫完工的森林公園,周圍都是褐色土堆,樹木孱弱,青絲不吐,寸草不生。挖土機開腸剖肚,翻騰出最醜陋的裡面,女人的哭泣沒有來由,好不容易平靜下來,她撥開一頭亂髮,整理儀容,遠處隱約傳來金華國中的上課鐘聲,女人的情緒不知怎麼又被勾起,鼻腔抽搐,蓄待發,影片突然結束。
一九九四年定格下來的鏡頭,像個寓言。二〇一四年,大安森林公園十週年,請樹醫生來體檢。榕樹在別處都能盤根錯節,樹根往下扎一公尺,森林公園裡的榕樹根長不到四十公分,樹醫生在診察土壤時,找不到一條蚯蚓。森林縮小為灌木叢,常見的行道樹,樟樹榕樹細瘦地可憐,一有颱風就要根斷樹倒。
關於羞恥的記憶比任何記憶都更加細緻,更加讓我不知所措。簡而言之,這種記憶是羞恥的特殊餽贈。
——安妮·艾諾《一個女孩的記憶》
香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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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
我被包裹在這樣恣意舒坦的羊水中,初夏的夜晚不冷也不熱,時有涼爽的風,以及面生又面熟的人遞來一瓶啤酒。都是敢於抵抗教條,不喜歡被規訓的人種。這樣的植株本該栽在與世隔絕的深山野嶺,卻意外地被種在臺北市中心。無政府去管束的平衡一旦被破壞,摻進了雜質,代價是一個年輕女子的死亡,強暴分屍案,在市中心的一塊草地上。
她並非孤獨地死去,在內外界線不明顯的帳篷區,布幕掀開,就是徹夜活動的「草民」。她死於對理想烏托邦空間的全然信任,她死於明明不難逃脫卻折疊起來的蜷曲空間,她死於鏡面後的倒反世界,她死於世界的反面,加害者與受害者曾共享草原的自由氣息,邊界模糊,人的形體潰散,於是跑出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