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躊躇不前」（marking time）的說法，為我們說明了日常生活現代性的滋味，其意義雖然模糊但卻詳實地刻化了「marking，分殊、區辨」的過程，以及日常生活中枯等、無聊的意涵。伴隨時間的標準化而來的，是每日生活的例常化（routinization），而例常化則除去了這個模糊性：

從日曆上撕去的頁數，樹幹上的刻痕皆不復存在一這些都是日子流逝的痕跡，也是透過計算將各種歧異連結起來的結果。然而，正是這種精確的計算將歧異化約為雷同，並且這些計算是「失去軌跡的」（lost trac kof）。這種「計算」（counting），這種「表示」（signifying），被尋常生活的寂靜給淹沒了。（Stewart 1993:14）』

『欲說明這種奇特的單調性（日常生活現代性中令人覺得乏善可陳的例行事務），單就科技層面來說明是不夠的。在二十世紀初期韋伯在現代資本主義「精神」層面的探討上認爲，「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形式，乍看之下，是受科技發展潛力所主導」。韋伯緊接著闡述，「科技發展潛力」本身並不足以支持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強調社會結構的重要性：「法律與管理的理性化制度，毫無疑間的，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現代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技術性的生產工具，還需要在正式規範上施以可靠的法律和管理制度」。科層制度有如天羅地網般的繁文褥節，以及「形式生活」縝密的管理方式，統治了我們的世界。這不只是另一種理解現代資本主義的架構而已，而是日常生活中不斷被政府所貽害的狀況。在卡夫卡的小說中，日常生活被科層官僚主義的紛亂給侵害，而這些官僚主義似乎是設計來挫折、摧毀人們的。』

『韋伯的「鐵籠」是指，日常生活現代性〔具有類似機器（machine-like）與科層的特徵〕是被禁欲主義所主宰的日常生活。如果韋伯式和馬克思式的日常生活現代性，指的都是沈悶無聊，那麼就是這種無聊，以殘忍的堅持克服了它。但是，「無聊」也是一種文化差異形式的精巧工具，它的目的是要區隔出日常性（everdayness）。

⋯⋯在現代性文化中，婦女的無聊可以為上述提供一個鮮活的例子。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婦女，通常被描繪成是生活枯燥的家庭主婦，她們常常被形容成是善變的，並且無法使己專注在嚴肅的事情上。她們的日常生活充斥了文化的碎片，顯示出她們是卑微與工業文化的傳播者容易下手的目標。上述最典型的例子是艾瑪對於閱讀言情小說的熱愛，她是福婁拜《包法利夫人》裡的人物。⋯⋯』

『陳腐又無聊的日常生活，與一種對於文化水準的渴望混合在一起，而這種文化水準最終都看似了無生趣的。不過，無聊也可以作為是未滿足的慾望，以及未命名焦慮的徵兆。無聊可以當作是一種舉隅（synecdoche）的作法，用來概括文化中那些較具普遍性、批判性的不滿（如剝削、父權、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無聊可以是（也通常是）社會與政治鬥爭的場所。⋯⋯在一九六〇年代，當第二波的女性主義正預告即將上演時，Betty Friedan企圖使這個隱約的吶喊得以發聲，並說這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

每一個住在郊區的妻子都獨自與它奮鬥。當她在整理床鋪，在雜貨店買東西，比對椅套的材質，與孩子一起吃花生醬三明治，開車載男女童子軍，晚上躺在丈夫身邊時，甚至害怕問自己一個沈寂已久的問題：「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Friedan 1965)』

『兩種共通卻又徹底相反的觀點，透露了我們擁有哪些關於日常生活的理論：其中之一是，我們所說的女性或女性主義者（即使不必然非得是婦女或是自稱為女性主義的人才有的看法），將日常生活與私人生活的例行活動給連結起來，這些例行活動是在家庭的環境之中，傳統上由女性以操持方得以完成；另一方面，陽性或男性主義所設定的日常生活則是在（但不是唯一）現代西方中產階級男性所主導的公共空間與領域（Schor 1992:188）。

隨著本書的持續進展而將越來越清楚的事實是，男性主義的觀點佔有主導的地位：正如我們所見，日常生活的主要領域，是街道而非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