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美國，幾乎只有拒絕服從國會傳票（subpoena）被認為構成藐視國會，也就是國會正式要求到場作證或提交文件卻拒不配合；也另有兩項與對國會說謊有關的罪刑，但並不屬於藐視。在英國，這個概念的範圍更廣，包含誤導議會、洩漏議會秘密、威脅或騷擾國會議員等等。〕

〔更廣泛來說，參照英美經驗，反而可以發現台灣模式的不尋常之處：不論政治立場，台灣人普遍習慣民代輪番透過質詢「指正」官員。但在英國的議事廳內，首相跟其他部長也是國會議員，所以可以與其他議員交鋒；

而美國行政部門官員則不會進到主議事廳，因為那是國會議員們彼此辯論的地方。至於在兩國的委員會，官員跟其他受邀民眾一樣都是證人，責任就是答題，至於答題的火藥味多濃就視情況而定。

與之相較，台灣模式下立委之間直接的‘’交鋒辯論”很少，反而是要非議員的官員代表政府為政策辯護，但他們既不只是回答問題的證人、似乎還要擔負整體辯護的責任，卻也不是民代、似乎沒有資格回擊，整體來說反而更像是來「接受指教」〕

〔不論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看到台灣的質詢可能都會很訝異，除了備詢官員定位尷尬之外，委員個人自由發揮的空間大，質詢節奏完全稱不上緊湊，都不利於好好「作秀」。但在此同時，台灣又不能找專家、利害關係人、地方政府官員等接受詢問，還採取即問即答，容許委員蓋過官員聲音，更不以做出政策建議報告為目標，也都不利於「做事」。〕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台灣的國會改革要參考英美等國的調查權設計，或許更需要檢視質詢等原有制度的定位，思考在主題設定、邀請名單、時間長短、黨團控場權力各方面，到底要如何才能做出更好看的秀，或者做出更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