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创者所表现的心理症状是：既想让别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又想极力掩藏它的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受创者会交替出现麻木无感和创伤事件重现两种不同症状。创伤的这种对立冲突点会引起复杂的、（有时是）非常严重的意识状态改变

对残酷暴行的认知会周期性地成为公众议题，但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否认、压抑和解离反应不只发生在个人身上，也发生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长期生活在恐怖情境中的人，所蒙受的心理伤害是可以预期的。创伤造成异常的范围有如一个光谱，从单一巨变事件的影响，到长期不断受虐的复杂影响。既有的精神疾病诊断观念，尤其是那些会轻易加诸在女性身上的重度人格障碍之诊断，通常已难以识别出受创对个人的冲击.
长期生活在恐怖情境中的人，所蒙受的心理伤害是可以预期的。创伤造成异常的范围有如一个光谱，从单一巨变事件的影响，到长期不断受虐的复杂影响。既有的精神疾病诊断观念，尤其是那些会轻易加诸在女性身上的重度人格障碍之诊断，通常已难以识别出受创对个人的冲击

研究心理创伤永远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大众对受害者的怀疑或者贬抑。综观这个领域的历史，总是激烈地争论着：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是否有资格受到重视与医疗照顾，或根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否真的被痛苦折磨，或只是诈病；他们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是纯属想象呢，还是恶意的杜撰？

因此，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政治运动的支持。的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或公开讨论，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战争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质疑为何要让年轻男子牺牲在战场上；性与家庭生活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儿童地位低下的事实。要提升这个领域的研究，就需得到力量强大的政治运动之支持，并确立研究者与受害者的同盟关系，一起对抗社会上否认和要求噤声的力量。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强大政治运动，没有积极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此类研究将无可避免地会被压制被遗忘所取代。压抑、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只存在于社会的意识中，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里。

弗洛伊德創造出精神分析論以取代自己關於歇斯底裏症的創傷理論，否認女性的真實狀況。精神分析成爲對幻想和欲望内在變化的研究，與真實的經驗完全脫節。當時（19世紀上下）許多男性科學家（沙可，查爾斯裏謝特 等人）對於女性歇斯底裏患者的仁慈態度，也只是出於表達他們表現人道關懷的目的，而非真正出於對女性本身的愛護。他們并不支持女性進入專業領域，也反對女性擁有投票權

童年遭受性侵害是歇斯底裏症根源的這個發現，超越了當時社會所能容忍的限度。在缺乏支持研究的政治和社會背景的氛圍中，無論該發現是否能帶來任何好處，都是不可能被大衆所接受的。弗洛伊德否定創傷理論的同時也否定了他的女性患者，將焦點放在患者的性生活上，拒絕認可女性真實經驗中受到剝削的本質。他堅決主張女性想象並渴望那種受虐的性關係。在當時反女性主義的政治氣氛下，他的新理論得到了認可並廣爲傳播。
發明“談話治療”的患者AnnaO， 使用筆名paul berthold將《女權辯護》譯成德文並創作了舞臺劇《女權》；并且使用本名Bertha Pappenheim成爲了接觸的女權主義社會工作者、知識分子和組織創立者

男性士兵身上的戰爭創傷神經性官能症的存在使得焦點從醫學爭議轉到患者的德行情操上，正如當年的歇斯底裏症。傳統主義的觀點不認可情緒的表露，因此將患者視爲道德低等的詐病者，采用基於羞辱、威脅和懲罰的治療。而較爲進步的醫學權威則主張該病症是真實存在的疾病。“歇斯底裏症”的名稱將患者視爲掠奪者，將疾病的責任歸咎於患者本身的品行，使得受害者得不到同情。

越南戰爭后，反戰運動的道德正當性和全國籠罩在不名譽的戰敗氣氛中，令承認心理創傷是長期而無可避免的戰爭後遺症變得可能
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被隐藏在个人的、隐私的生活领域中。由于对隐私权的高度重视，使得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几不可见。谈论性或家庭生活的经历将招来羞辱、嘲笑和不信任。女人因害怕和羞耻而保持沉默，正好给了各式各样的性与家庭暴力最佳的保护伞
在专制的家庭生活中，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在公共领域中实行的，是如此发展成熟的民主制度；而同时存在于家庭中的，竟然是原始的专制制度或进一步的独裁统治。因此，在复兴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份宣言中，Betty Friedan称女性议题是problem without a name，也就一点不令人意外了。同样不意外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个推动的观念，就叫作唤起意识

唤起意识活动以团体的方式进行，具有许多与退伍军人交谈团体和心理治疗共同的特性：相同的亲密气氛、相同的保密协议和相同的讲述实情的要求。对这些女性而言，唯有一个受尊重空间的形成，才有可能克服否认、保密和羞耻等让她们无法面对所受伤害的障碍。在有安全环境的咨询室中，妇女已敢于说出被强暴的事，但那些博学的男性科学家并不相信；而在有安全环境的唤起意识团体中，妇女说出被强暴的事，其他的妇女会相信。

虽然唤起意识的方式类似心理治疗的方法，但目的是促使社会的改变而非个人。以女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性侵害，能赋予受害者打破隐私的藩篱、进而互相支持并采取集体行动的力量。唤起意识也是一个实证的研究方式。一位唤起意识团体的发起人凯茜·色拉乔德（Kathie Sarachild）形容它是对当今学术界正统的一个挑战：“强调我们女人本身的感受与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验证所有我们所做的推论与见解，这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实际上是在再现17世纪科学对传统学究的挑战：‘研究自然，而非书本’，并将所有的理论用实际生活的行动与实践加以验证。”

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在受创当时，受害者笼罩在无法抵抗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所有心理创伤的共通处，是一种“极度恐惧、无助、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個體面對威脅時身體所作出的抵抗和脫逃嘗試都無效時，自我防禦系統將被擊垮而變得無序， 並傾向於長期維持在改變後且過度反應的狀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hyperarousal）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记忆侵扰”（intrusion）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禁闭畏缩”（constriction）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

交感神經在長期激發的狀態下無法適應回到安全穩定的生活狀態。這種心理生理的改變是廣泛而持久的，患者受到廣泛焦慮症狀和特定恐懼的雙重折磨。創傷記憶不同於普通的記憶，它們不能綫性地融入到生命進程中，而是固著在受創當時的情況，缺乏前後脈絡（重複述説，一成不變的形容，强迫重複）。創傷記憶以意象和身體感官爲主，這種現象可能是中樞神經系統改變導致的（高濃度的壓力相關荷爾蒙），一種推測是交感神經系統高度激發的狀態下語言性記憶受到抑制，中樞神經系統使用感官和圖像的形式記憶。由於企求創傷事件不曾發生過的心理，受創者有可能將自己置於再受傷害的險境，但更常見的是在不明白自己爲何如此的情況下，以僞裝的方式重現某些創傷意義。但有一些重演反而是適應的表現，讓創傷的再體驗融入現實生活。

重演有其吊诡之处。即使它是有意识地进行，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感觉；即使它不会产生危险，还是会有纠缠不清的驱力在。弗洛伊德将一再发生这种创伤经历的记忆侵扰现象称为“重复性强迫冲动”（repetition compulsion），他起初将此概念解释为一种想掌控创伤事件的企图。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令他自己满意，因为无法传达出他所谓重演具有的“心魔”（daemonic）特质。由于重复性强迫冲动似乎难以用意志控制，抗拒改变的力量也很强烈，弗洛伊德无法找到任何合适且可在生活上印证的解释，只好被迫用“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概念。

创伤的再体验，也许是提供一个征服它的机会，但大部分的受创者并不主动寻找，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而只是担心害怕。创伤经历的再体验，无论被侵扰的是记忆、梦境还是行动，伴随的情绪强度都正如创伤事件当时一般。正因为创伤经历的再体验导致如此强烈的情绪折磨，受创者都会极力避免。虽然原意是要自我保护，但这种避开侵扰症状的努力，却会进一步恶化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如果经常刻意逃避这种创伤的再体验，会导致觉察力受限和从人际互动中退缩

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他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自我防御机制整个停顿关闭，这个无助的个体不是使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以逃离此一处境，而是借由改变她的意识状态来达成。这些意识的改变，是禁闭畏缩或麻木无感的核心状态，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三个重要症状。有时逃脱不掉的危险处境可能引发的不只是恐怖和愤怒，吊诡的是，也可能出现超然的冷静状态，此时恐怖、愤怒和痛苦都消散不见了，事件还在不断进入意识中，但宛如已和它正常的意义脱钩了。

这些意识的疏离状态类似催眠的出神状态（trance states）。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放弃自主行动、停止主动和必要的判断功能、主观的疏离或平静、增强的心像觉知能力、感官功能的改变（包括麻木和无痛觉）、现实的扭曲（包括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时间感的改变。虽然发生在创伤事件时的感受力增强，与催眠时的全神贯注现象很类似，但麻木无感的症状则与催眠性解离的互补现象类似。这些状态改变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催眠出神状态和创伤性解离，至今仍是个谜。心理学家Ernest Hilgard推论，“催眠的作用方式可能很类似吗啡的效果”。用催眠代替鸦片麻醉剂以消除疼痛感，长久以来已为人所知。催眠和吗啡会产生一种解离状态，在其中痛的感觉和正常对痛的情绪反应之关系被切断了。催眠和鸦片麻醉剂减缓了剧痛的折磨，而不去破坏感官本身。

無法產生自發性解離的首創者可能會企圖使用酒精或鎮靜劑以達到類似的效果（物質使用障害的風險更高）虽然意识的解离性改变，甚或喝醉、嗑药状态，在全然无助的当时，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一旦危机解除，就会变成适应不良的行为。因为这些改变的状态将创伤经历和正常意识隔开，阻断复原所需的统合。刻意地压抑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法，和较无自觉的解离形式，是受创患者的主要特征之一。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只作用在思想、记忆和意识状态中，也作用在全部有目的的行动与想法中。为了想拥有安全感和控制自己无处不在的恐惧，受创患者处处设限自己的生活。該症狀也干擾了對未來的期待和計劃。受创者会避免任何足以勾起过往创伤回忆的情境，或任何可能涉及未来规划与风险的行动，却也同时剥夺了一些新的契机。

由于记忆侵扰和麻木无感的症状都无法让创伤事件得到整合，这两个极端状态的交替出现，或许可以解释为患者企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但平衡正好就是受创者最缺乏的，受创者会发现自己被摆荡在失忆与创伤重现两个极端之间，摆荡在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强烈情绪淹没和完全无感无觉的麻木状态之间，摆荡在慌张冲动的行为和完全被抑制的无能之间。这种周期性交替所产生的不稳定，使受创者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进一步恶化。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因此将可能永远挥之不去。

对受创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活动产生压迫限制的，是一些消极性的症状。它们没有剧烈的起伏，它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那些少掉的东西。正因如此，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容易察觉，且创伤的源头通常也不可考。随着时间流逝，当这些消极性症状变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明显的特征时，反而愈容易忽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诊断，因为此症的症状非常持久且影响面极广，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受创者本身的人格特质。
外部關係斷絕：創傷事件造成受害者對基本人際關係的懷疑。霍罗威茨将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定义为：在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中，那些无法与受害者的自我“内在图式”同化的事件。创伤事件破坏了受害者对环境安全、正面自我价值和天地万物合理秩序的基本认定。
自我受損：创伤事件迫使创伤患者重新经历所有她早年在发展独立自主、主动进取、能力、认同和亲密关系等各方面的挣扎奋斗。

创伤事件在个人身体完整性的基本层面上，因身体被侵犯、被伤害、被玷污，而违背了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对身体功能的控制力也丧失了；一般对战争与强暴的传统看法中，这种控制力的丧失通常会被说成创伤中最耻辱的事。而且显而易见地，在受创当时个人的自主性是毫无价值的。例如在强暴中，攻击的意图正好体现为对受害者独立自主和尊严的蔑视。创伤事件也因此摧毁了一个人在与他人产生关联时还能保有的自我的信念。强暴基本上会造成相同的影响：有负罪感的人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负罪感也许可以解释为受害者企图从苦难中学到有用的教训，和重新拾回一些力量与掌控感的反应。去想象你当初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以避开灾难，应该会比承认那全然无助的现实要更好忍受得多。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

会严重破坏人类之间的关联性，并增加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的，莫过于当创伤患者不只是被动地目睹，而是积极地参与致人于死地的暴行时；而当此种暴行已不能再用一些较高尚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合理化时，战争的创伤将更加严重。创伤迫使患者想从亲密关系中逃离，却又拼命地想抓住它。基本信赖感的严重瓦解，常见的羞耻感、负罪感和自卑感，想避免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社交生活，所有这些困扰，都促使患者从亲近关系中退缩。但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又使患者有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强烈需求，受创者因此不断在隔离孤立和渴望依附他人之间来回摆荡。
在青少年时期的恐怖和被剥夺权益的经验，将严重危及在此生命阶段中的三种正常发展适应能力：形成认同感、逐渐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以及探索更广泛的社群世界。

战争与强暴，这两种分属公众和个人形式的社会型暴力，是青少年和成人早期的主要创伤经历。生活中的创伤事件会对周遭的人际关系造成损害，因此在创伤患者社交生活圈中的人们，将有能力左右创伤的最终结果。他人的支持反应可能足以减轻事件的冲击，而敌意或负面的反应则可能会加深伤害或恶化创伤症候群。在创伤发生后的初期，主要的课题是重建一些最起码的信赖感，对安全和受到保护的承诺是其中最重要的。
一旦军人复员返乡，安全与保护的问题一般而言即不再存在。在民间的灾难和一般的犯罪事件中也有类似情况，受害者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通常都能提供庇护与安全保障。然而在性与家庭暴力事件中，受害者的安全在受攻击后仍可能受到严重威胁。例如在大部分强暴案例中，侵害者是受害者认识的人。

当强暴者是丈夫或情人时，受害者将特别脆弱无助，因为她们平常赖以寻求安全与保护的对象，如今正是危险的来源。如果创伤患者很幸运地拥有家庭、情人或朋友的支持，他们所受到的照顾和保护可能会有很强的疗伤效果。
一旦基本的安全感得以重建，创伤患者还需要他人的帮助以重建一个正面的自我观点。在创伤中遭破坏的对亲密感与攻击性的调节机制，更需要得到恢复。这得倚靠别人容忍创伤患者时而需求亲近、时而需求保持距离的心情浮动，并尊重他企图重建独立自主和自我控制的努力。但别人不需要容忍其失控爆发的攻击性；这样的容忍事实上是有反效果的，因为最终只是增加创伤患者负罪感和羞愧感的负担。自我價值感的重建需要有和重建獨立自主同樣的尊重。

在性与家庭生活中受到创伤的女性，挣扎于类似的自我调节的困境中。然而相对于男性，她们的困境也许会因为最亲近的人欠缺包容而加重。不管是退缩逃避还是表达自己的真正感受，社会给予女性的空间都是很小的。家人、情人或朋友为了做到无微不至的保护，可能会忽略创伤患者有重建独立自主性的需求。在创伤事件后，家人可能会自己决定他们要如何做，而忽视甚或推翻创伤患者的期望，如此将再一次使创伤患者感到挫折。最亲近的那些人的态度是最重要的。他人的真实评价能减轻屈辱感和负罪感；相对地，他人严厉的批判或只是无知盲目地接受，都将严重加深创伤患者的自责和隔绝孤立。

真实的评价包括对创伤事件惨痛情况和在正常范围内的创伤反应的认知；包括在面临险境极为有限的选择时，对其进退两难困境的认知；也包括对心理伤害的认知，并接受将有一个冗长的康复过程。相对地，严厉的批判性评价，常常会对创伤事件的本质和适当的反应范围加上先入为主的偏见。另外，则是企图用天真地接受各种观点去除道德判断的疑问，并主张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这些挂虑都是不切实际的。然而，羞耻感和负罪感这些道德上的情绪，不是想抹去就能全然抹去的，尤其在这些情况中。

返乡的退伍军人可能会因为家人的天真和对战事不切实际的看法而感到挫折，但至少他享有曾参与战争的肯定；强暴罪行受害者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许多让女性认为是恐怖侵犯的行为，在别人眼中甚至那些最亲近的人眼中可能并非如此。于是创伤患者被逼入一种困境，她必须从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保持与他人的沟通联系中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妇女可能连如何称呼这种经历都有困难。所以“唤起意识”的首要任务，就是直截了当地叫它——强暴。传统的社会态度不只未能认定大部分的强暴是一种侵害，还将它说成是受害者也要负责任的两厢情愿的性行为。

在羞耻与疑惑的课题之外，受创者努力想做到的是，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公平而合理的评价，并在不切实际的负罪感和否认所有的道德责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了成功处理负罪感的课题，创伤患者需要他人的协助，而这些人必须愿意认可发生的是一个创伤性事件、愿意搁置自己先入为主的评断，并单纯地为她所说的事做见证。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发现，要解除负罪感，需要同时理解每个人会自责的特殊原因，而非单纯诉诸概括性的除罪化。创伤患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可能会因他人的严厉批判而加深，却不会因轻描淡写地说她没有责任而减轻，因为这样的轻描淡写，纵使是正面的，代表的含义也可能是拒绝与创伤患者一起处理在危急处境中被撕裂的道德体系。

在羞耻与疑惑的课题之外，受创者努力想做到的是，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公平而合理的评价，并在不切实际的负罪感和否认所有的道德责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了成功处理负罪感的课题，创伤患者需要他人的协助，而这些人必须愿意认可发生的是一个创伤性事件、愿意搁置自己先入为主的评断，并单纯地为她所说的事做见证。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发现，要解除负罪感，需要同时理解每个人会自责的特殊原因，而非单纯诉诸概括性的除罪化。创伤患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可能会因他人的严厉批判而加深，却不会因轻描淡写地说她没有责任而减轻，因为这样的轻描淡写，纵使是正面的，代表的含义也可能是拒绝与创伤患者一起处理在危急处境中被撕裂的道德体系。创伤患者寻求的不是责任的免除，而是公平、体谅，和愿意理解面对极端处境时人心中产生的负罪感。

一般的丧亲之痛，会有许多社会性仪式包容和支持哀悼者度过这个过程；相对地，并没有任何的习俗或共同的仪式，认可创伤生活事件后的哀悼。缺少这种支持，造成病态悲伤和严重而持久的抑郁症状之概率将非常高。
在平民生活的创伤里，创伤患者最关注的焦点也仍是相同的主题——公众的认可和正义。而理应做到认可和补偿的正式机构：刑事司法系统，却是一个令性与家庭暴力受害者望而生畏的机构。在得到认可的最基本层次上，妇女普遍发现，她们在法律面前有多么孤立和被视若无睹。妇女的实际遭遇和法律对此实际遭遇的认定之间，存在着南辕北辙的矛盾，以致阻碍了妇女与正式司法体系合作的意愿。妇女很快地意识到，视强暴是一种犯罪行为，只是在理论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强暴的构成要件不是建立在女性受侵害经历的层次上，而是在符合男性意愿、高不可攀的威权统治的层次之上。

相對的，長期而連續的創傷只會發生在被囚禁的情況下。这些情况显然存在于监狱、集中营和奴工营中，也可能存在于异端宗教团体、妓院或其他有组织的性剥削场所和家庭里。防止逃跑的关卡通常都是无形的，却威力无比。儿童因无谋生能力而成为囚徒，女性则因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法律上的附属地位和实质的威吓等因素而遭禁锢。囚禁让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时间的接触，产生一种属于威权统治的特殊形态的关系。在被囚禁的状况下，加害者成了受害者生命中最有权力的人，且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完全受加害者的行动与信念所塑造支配。由受害者的证词和心理学家的观察所得，加害者最一致的特点就是他们外表看起来都很正常，一般的心理病理学观念是无法解释或理解他们的

加害者的第一个目的似乎是奴役他的受害者，他以高压手段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达成此目的。但简单的顺从并无法满足他，他似乎有将罪行合理化的心理需求，为此，他需要受害者的确认和保证。因此他不停地苛求受害者表达对他的尊敬、感激甚至是爱。他的终极目标，似乎是创造一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要确立达成控制他人的手段，基本上要有系统地重复施加心理上的伤害，这些手段是用来剥夺权益和孤立受害者的系统化技巧。心理控制的方法为灌输恐怖和无助感，并摧毁受害者在与他人互动中的自我感。加害者的目标是：不只要灌输给受害者死亡的恐惧，也要灌输她该感谢是他让她还活着。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独立自主性。他用仔细彻底地检查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他会监视受害者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穿什么衣服。

一旦加害者成功做到对受害者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他不只成了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同时也是慰藉的来源。那些觉察到这种高压控制方法的政治犯，会用尽全力保持自主感。抵抗的方式之一是拒绝服从一些琐碎的要求或接受小惠。绝食抗议是这种抵抗的极端表达方式，因为囚犯让自己遭受到比加害者想要的更大损害，等于是宣示他的完整自我和自我控制权。使用偶尔略施小惠的技巧束缚住受害者，最复杂的形式出现在家庭凌虐中。加害者一般都会想方设法防止受害者从其他地方取得任何信息、物质上的帮助或情感上的支持。要摧毁依恋关系，需要的不只是将受害者与外界隔绝，还要将受害者留存在心中、会与他人产生关联感的影像一并破坏。政治犯和宗教犯需要动员他们所有的资源，以避免对加害者发展出情感上的依赖，但其他一些缺乏足够准备、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通常会发展出某种程度的依赖

为了抗拒发展出人质的情绪依赖，她必须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新而独立的看法，以积极抵抗加害者的信念体系。她不只要避免对施虐者发展出移情作用，也要克制业已产生的感情。因为大部分的妇女会从牺牲自我而保全关系中得到骄傲与自尊，因此施虐者通常能够利用受害者最珍视的价值观让她自投罗网。要想达到在心理上对受害者完全控制的最后阶段，则要迫使她违反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背叛她的基本人际网络。在心理上，这是所有高压技巧中最具杀伤力的，因为如此一来，受害者会开始厌恶自己。到这个地步，当本身被监禁的受害者也参与伤害别人的行动时，她就是彻底“被打败了”。就连那些成功抵抗的囚犯也理解到，处于极端的胁迫下，任何人都可能“崩溃”。

一般将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受害者放弃他的内在自主性、世界观、道德原则，或为了求生存而断绝与他人的关系，也因此关闭所有感觉、思考、进取心和判断能力。精神科医生Henry Krystal为纳粹大屠杀的创伤患者做治疗，他将这个阶段称为“机器人化”（robotization）。这种心理上的沉沦状态是可以逆转的。在被囚禁的过程中，受害者经常会提到交替在屈服和更积极地抵抗两种状态之中。但第二个阶段则是会击垮一个人的不可逆阶段，即当受害者丧失求生的意志时。这和想要自杀不同：被囚禁的人时常会有自杀的念头，而有时候自杀的企图和想活下去的决心并非一定是冲突的。、

長期創傷症候群
遭受长期而重复不断创伤的人，会发展出一种潜伏而持续恶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足以侵害并腐蚀一个人的性格。受创者最害怕的是恐怖的时刻将再度来临，而这种恐惧最常见于长期受虐者身上。受创者不再有任何身体平静与舒适的基准状态，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会感觉自己的身体不断地与自己作对。（心因性生理反應）创伤患者可能会将长期受监禁受到的损害概括地认为主要在身体上，或者他们可能变得太过习惯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以致察觉不出身体的不适症状和引发这些症状的恐怖氛围之间有什么关联。当受创者的生活目标退化到只是活着，心理上的禁闭畏缩则成了适应生存的必要形式。这种窄化的形式出现在每一个层面：人际关系、活动、思想、记忆、情绪，甚至感官。虽然这样的禁闭畏缩在被监禁时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它会导致已被压抑的心理功能更加萎缩和内在生命更加孤立

与环境积极互动的能力受到压制，在受到单纯的创伤后很常见，但在长期受创者中则更是非常显著，他们常常被形容为被动或无助。一些理论家错误地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概念用在受虐妇女和其他长期受创者的情况上。这种概念将受害者描绘成单纯地被击垮或冷漠，但事实上，往往有一个更活跃、更复杂的内在挣扎正进行着。长期的监禁会侵蚀或破坏在一般较安全环境下拥有的进取心，因为这时不再有尝试错误的弹性空间。对长期的受创者而言，任何行动都可能带来悲惨的后果。时间感的改变，从删除未来开始，最后却发展成对过去的遗忘。那些积极抵抗的囚犯，会有意地增强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以对抗隔绝孤立。但当高压迫害变得更加严酷，而抵抗也已瓦解时，囚犯对过去丧失了连续感。這種心理問題通常在囚犯被释放后依然存在。

获释的囚犯通常会一直注意加害者的行踪，并仍对他们感到害怕。对性、家庭或宗教的囚犯而言，这种持续的关联性可能以某些更暧昧的形式出现：受害者也许会持续地害怕加害者，并担心他总有一天会再逮到她；甚至也可能会害怕一旦失去加害者，她会感到空虚、迷惑和失去价值感。
对那些未被完全隔离的政治犯而言，与加害者的有害关联性，可能会因为和其他共患难者建立起的依恋关系而降低。一个针对这些集中营囚犯人际关系的研究发现：成对的伙伴关系，而非个人，才是“求生存的基本单位”但对被隔离的囚犯而言，并无机会拥有患难之交，以致伙伴关系可能会发生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而且这种关系可能会变成感觉像是“求生存的基本单位”。这是发生在人质身上的“创伤性联结关系”，他会视绑架者为救世主，而害怕并仇视前来解救他的人。

就算受害者逃离之后，也很难重建被监禁前一般的人际关系。因为所有的人际关系现在都以极端的角度衡量，就像前述的进取心没有中庸的或无风险的方式一样，人际关系也没有。在与每个人的交往中，基本的信赖感都会受到检视。对重获自由的囚犯而言，故事情节只有一种：暴行。其中的角色也非常有限：可能有一个加害者、一个被动的目击者、一个帮凶，或一个援救者。无论是新的或旧的人际关系，都跟随着一个隐含的疑问：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受害者通常最鄙视的不是加害者，而是那些被动且袖手旁观的人。长期的监禁打乱了所有人类的人际关系，也扩大了创伤带来的矛盾。创伤患者摆荡在强烈依恋和害怕退缩之间。长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症状，会融入抑郁的静态症状中，产生里德兰所称的“幸存者三部曲”（survivor triad）：失眠、噩梦和心身症状。

曾遭囚禁者的强烈愤怒感也会加重抑郁症状。在某些情况下，爆发愤怒可能会加深创伤患者与他人的疏离感，也会妨碍人际关系的重建。最后，创伤患者可能将愤怒与怨恨转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