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大學剛畢業，經歷過一陣光怪陸離的面試之後，工作剛穩定下來。這些面試諸如用擲筊、測字、生肖、星座來決定人選，彷彿神明的決定比人資和用人主管還要明智。現在回想起來，這大概也是台灣人可愛的地方吧？

三一八並不是第一場反服貿的抗爭，在那之前已經零星有過好幾次衝撞。大概是不知道哪來的懶人包流進我的臉書，看了之後覺得不行，我也要做些什麼。我去了公民一九八五主辦的靜坐，在某個週日的午後默默加入佔據馬路的人潮坐下，什麼準備也沒有，沒帶水也沒帶傘，就這麼被太陽曬著，聽台上的NGO輪流介紹他們在做的事。有人塞了一面旗子給我，是一隻在流著血淚的眼睛，那是上次送洪仲丘時的旗子。申請的路權時間到了，大家就各自散了。我拿著旗子搭上307回家，因為別人的視線才發現這面旗子很顯眼，掙扎了一下，把旗子捲起來收好。我回家之後才知道，在我們靜坐曬太陽的時候，另一群人在衝撞總統府。

三一八還是隔天快下班的時候，大家說：「衝進去了。」
我和幾個朋友決定下班之後去看一下，不知道他們能撐多久，說不定明天就散了。場外圍著一些人，我還遇到了老師。我喊老師好，我不太確定他是不是記得我，雖然他是我的導師。他很慎重地對我說：「自己一切小心。」
我那時候不是很明白，到底要小心什麼？
在外頭繞了一陣，我們決定回家，因為明天還要上班。
那天我腸胃炎，其實身體一直很不舒服，差點在公車上吐了，被司機趕下車。那幾年不知道為什麼腸胃特別脆弱

再過了幾天，他們還是沒撤，也沒被趕，好像是守下來了。外頭發展成了一個小型慶典，搭起帳篷、拉起物資線、醫療通道。有時候大家說哪條路上人潮減少了，如果有空我就會去坐坐，和畢業後就沒見過面的朋友們坐在馬路上吃吃喝喝敘敘舊。時間差不多了就回家，因為明天還要上班。

三二三那天早上我弟渾身臭烘烘地回來了，一回家澡也沒洗，倒頭猛睡。好像是場內路線不合，所以就回來了。有人傳訊息問我下午要不要去社科院開會？
我想了一下還是沒去，覺得去了我大概也不知道要怎麼辦。而且，明天還要上班。
那天晚上看著行政院直播，看著我的同學、朋友在場中央，還有很多人在看不到的地方被揍。哭了一個晚上，又同時慶幸我弟弟在房裡睡得正熟。
早上我爸媽對著電視說：「打得好。」
我走出房門說那些是我的朋友和同學，然後出門上班，整天都沒辦法專心。隔天請了假，下班之後去場外睡了一個晚上。被太陽曬過的柏油路，躺起來暖暖的，和朋友邊聊天邊睡著，早上還去買阜杭豆漿。

抗爭依然在持續著，場外就像是二十四小時的音樂節，但沒有音樂。大學老師找人去現場帶討論，我帶著便利貼和海報紙加入人群，問他們為什麼會來這裡？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有情侶在現場才認識，有高中生搭車來台北，還有像我一樣的上班族。每個人有些靦腆又充滿熱情。
某個週末下午，一個坐在我前面的阿伯突然拿出汽油往自己身上潑，立刻就被警察拖走了，志工衝上來用礦泉水洗地，一切又恢復如常。
我記得老師說過：「自焚也要看時機，不要白白付出性命。」

事情結束之後，我辭職了。覺得需要一點時間重新思考方向，想想自己要做什麼。我以為我會去考公職，卻因為長輩的遺產而有了出國的機會。我知道我喜歡在國外工作，每天都有挑戰的生活。也想要離開家裡，擁有自己的房間。還想要更多的薪水，有餘裕可以規劃未來。那年文組畢業，拿著三份實習經驗，薪水只有兩萬六，還要再扣勞健保。二十年前畢業的主管說：這樣已經很好了，她當年只有兩萬三。
我最後還是選擇了讓自己活得更舒服的生活方式。
在美國，不用對別人解釋台灣和中國的不同，不用焦慮哪天中國找藉口打來怎麼辦，不用一天到晚擔心這是不是資訊統戰，也不用和爸媽進行不可能會有共識的政治討論。不用說服誰，也不用被誰說服。加州就很左很政治正確，好舒服。

來美國之後，腸胃炎好了，心理健康狀態也好多了。
因為離開得太久，所以我今年也沒有回去投票。總覺得沒有真的生活在那裡，已經沒有資格代表台灣人了。而同時在美國也沒有我置喙的餘地，它還一天到晚想找機會把我踢出境，即使我待了這麼多年，繳了這麼多稅。
我既不屬於台灣，也不屬於美國，當然不屬於中國。

跟那些全心全意投身在這場運動裡，把自己搞得渾身運動傷害的人們比起來，我只是個場外的路人。很膽小，也不敢付出什麼，只知道：「這個不太對。」
最後也選擇了逃跑，自私地只考慮自己的人生。留下來的人，在準備哪天要跟中國一戰。我看了也很難過，每次回台灣和大家聊起各種議題也很焦慮，但，我有退路。於是就變得極其恐懼也許會失去這條退路。
嗯，還是沒什麼結論。大概就是，我們都還在個自的路上吧

至於我是怎麼變成一個台獨份子的，那又是另外一段很長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