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頂與生還 | 誠品線上「我感到無辜，沒錯，因爲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員，所以通過我的眼睛（還有其他人的眼睛）永遠尋覓一個爲自己辯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倖存下來，也就是說，那些最適應環境的人；而那些最優秀的人都死了。」
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這個名詞，我們對他並不陌生，或許已經看過《辛德勒的名單》，或者從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中窺見路西法的墮落，然而對於倖存者的回憶錄並不常直視。《滅頂與生還》這本散文集是李維最後一本著作，在出版本書後不久，隨即尋短身亡。
同時期的另一個化學家在他的弔辭寫著：
「過了二十年後，Primo Levi 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本書透過八個主題，針對作者在奧斯維辛所觀察到的各種人性現象，面對戰後作為一個倖存者的身分，如何面對德國人。
#讀嘛讀嘛
〈溝通〉：
但“無法溝通”的痛苦並非只停留在個人的層面上：在阻礙溝通的國家和時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隨之凋謝了；由於缺乏溝通的活力，人們之間的討論枯萎了，對他人觀點的忽視變得猖獗，強加給他人的觀點卻獲得成功。
但“無法溝通”的痛苦並非只停留在個人的層面上：在阻礙溝通的國家和時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隨之凋謝了；由於缺乏溝通的活力，人們之間的討論枯萎了，對他人觀點的忽視變得猖獗，強加給他人的觀點卻獲得成功。
在〈創傷的記憶〉篇章中，他提到：
在對有罪行爲的記憶中，“誠實”（good faith）和“自我欺騙”（bad faith）之間的區別是模糊的，那些被帶上法庭的罪犯常常會說“我不知道”和“我不記得”，有的是故意撒謊，有的則是因爲決意放棄這段記憶，並通過否認這段記憶來逃避罪責，“在說謊時，他就像一個完全入戲的演員，與他的角色化爲一體
在對有罪行爲的記憶中，“誠實”（good faith）和“自我欺騙”（bad faith）之間的區別是模糊的，那些被帶上法庭的罪犯常常會說“我不知道”和“我不記得”，有的是故意撒謊，有的則是因爲決意放棄這段記憶，並通過否認這段記憶來逃避罪責，“在說謊時，他就像一個完全入戲的演員，與他的角色化爲一體
我們白色恐怖與二二八倖存者亦如是。實際上，李維所面對的痛苦，正是一種白色恐怖後，尚未執行轉型正義，那具有報復性質的紐倫堡大審並不是對於這個社會的清創。
不過在第七章(我認為全書當中最精采的一章)，提及他的 1947 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這就是奧斯維辛》翻譯成德文，有些讀者決定寄信給他，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的讀者正是那些曾經旁觀納粹的德國人，現在應該將們把在鏡子面前，攤牌的時候到了，更重要的是，對話的時刻到了......但我不能理解德國人」，於是她也從這些回應當中看見了各個階級德國人的樣態。好似《法國維琪政府症候群》裡對於那些合作的法國人，平民難以卸責，現在倖存者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之中的機會主義者，便努力的想要向這位「神父」尋求寬慰
不過在第七章(我認為全書當中最精采的一章)，提及他的 1947 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這就是奧斯維辛》翻譯成德文，有些讀者決定寄信給他，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的讀者正是那些曾經旁觀納粹的德國人，現在應該將們把在鏡子面前，攤牌的時候到了，更重要的是，對話的時刻到了......但我不能理解德國人」，於是她也從這些回應當中看見了各個階級德國人的樣態。好似《法國維琪政府症候群》裡對於那些合作的法國人，平民難以卸責，現在倖存者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之中的機會主義者，便努力的想要向這位「神父」尋求寬慰
我們白色恐怖與二二八倖存者亦如是。實際上，李維所面對的痛苦，正是一種白色恐怖後，尚未執行轉型正義，那具有報復性質的紐倫堡大審並不是對於這個社會的清創。
不過在第七章(我認為全書當中最精采的一章)，提及他的 1947 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這就是奧斯維辛》翻譯成德文，有些讀者決定寄信給他，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的讀者正是那些曾經旁觀納粹的德國人，現在應該將們把在鏡子面前，攤牌的時候到了，更重要的是，對話的時刻到了......但我不能理解德國人」，於是她也從這些回應當中看見了各個階級德國人的樣態。好似《法國維琪政府症候群》裡對於那些合作的法國人，平民難以卸責，現在倖存者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之中的機會主義者，便努力的想要向這位「神父」尋求寬慰
不過在第七章(我認為全書當中最精采的一章)，提及他的 1947 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這就是奧斯維辛》翻譯成德文，有些讀者決定寄信給他，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的讀者正是那些曾經旁觀納粹的德國人，現在應該將們把在鏡子面前，攤牌的時候到了，更重要的是，對話的時刻到了......但我不能理解德國人」，於是她也從這些回應當中看見了各個階級德國人的樣態。好似《法國維琪政府症候群》裡對於那些合作的法國人，平民難以卸責，現在倖存者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之中的機會主義者，便努力的想要向這位「神父」尋求寬慰